讀《俄羅斯的安娜──安娜．阿赫瑪托娃傳》（上海譯文出版社2013年2月版），最為感觸的，是阿赫瑪托娃與兒子異常悲苦的命運，以及他倆一言難盡的關係：這對母子在瀰漫俄羅斯大地的時代悲劇裏受盡煎熬，血緣與親情將他們的生死榮辱緊緊綑綁，他們相依為命，一起承擔超乎尋常的磨難；彼此又不乏疏離與誤解，兒子對母親還充滿怨懟。
當挾帶着雷霆閃電的革命風暴還未席捲俄羅斯時，詩人和藝術家們在帝國的末日揮灑才情，恣意狂歡。安娜．阿赫瑪托娃集撩人姿色與驚世才華於一身，被無數讚美者環繞。儘管已經與著名詩人尼古拉．古米廖夫結婚且生子，她依然沉湎於不同的戀人，還有詩歌。他倆都不乏風流韻事，雖說有兩不相擾、各行其是的默契，阿赫瑪托娃的詩裏仍然流露出遭丈夫背叛的愁鬱與屈辱感。他倆一九一八年離婚。
兒子列夫．古米廖夫生於一九一二年，阿赫瑪托娃夫婦對他都有些漫不經心，孩子從小就有被父母遺棄的感覺。列夫六歲時父母離婚，九歲時父親被當局槍決，他一直隨奶奶生活，從小到大都痛苦於自己被母親忽略。阿赫瑪托娃跟兒子在一起的時間實在有限，一系列情人層出不窮地攫住了她的注意力。她與第二任丈夫、著名考古學家希列伊科的婚姻只維持了三年，這樁婚姻跟他們住的房子一樣，又冷又黑。
從詩歌裏獲取的自信和名望，日益成為阿赫瑪托娃最重要的心理支撐。然而，十月革命後的新政權並不喜歡她的詩作，前夫古米廖夫被槍決後，阿赫瑪托娃從前被掌聲和仰慕抬升起來的詩人地位，更是日漸滑落；她才三十歲出頭，已不時纏綿病榻，經常瀕於餓死的邊緣。除了掙到稿費有收入時，只能偶爾給列夫及其奶奶寄錢；她的情感方式放任而隨意……從方方面面看，她都越來越難於親自撫養並照料好兒子。
一九二一年到一九二三年，無家可歸的阿赫瑪托娃在一個個朋友家輾轉居住，一九二五年冬，她居然搬進情人、藝術史家普寧的公寓。她與普寧住書房，普寧的妻子日夜被痛苦啃噬。普寧狹隘、專橫，他與阿赫瑪托娃的性格衝突也日漸尖銳。一九二八年，十六歲的列夫離開祖母，也搬進普寧家。這個成員複雜、先天畸形的家庭，更添磨擦與難堪。列夫睡在沒有供暖的走廊的皮箱子上，他與普寧互相厭惡，普寧明確表示不希望列夫住在家裏，不願讓他與自己的女兒分享食物。列夫曾在考試時餓暈，後來搬到熟人家投宿。好不容易走近母親的列夫，覺得她對情人的關注遠勝於他。
好像，在阿赫瑪托娃由放任到日漸逼仄的空間裏，總是難有列夫的存身之所：無論她在詩歌或戀情裏奔逸，還是被不平順的婚姻或同居生活牽絆，無論她的文學之路如履薄冰，還是住房與收入都捉襟見肘……年輕時貪玩、外騖的天性，讓她無法專注於母親這一角色，後來則是客觀條件越來越不允許他倆像正常母子那般相守相依。
列夫博學善思，學業卻屢次因為家庭出身受挫，還要忍受觸目皆是的冷眼與侮辱，常常食不果腹。列夫生長得如此曲折、艱辛，青少年時代的他，看上去緊張、焦慮、易怒，有點神經質。
上世紀三十年代，威權統治日益令人窒息，列夫一九三三年和一九三五年兩次被捕，出獄後被攆出大學，他對普寧的憤怒有增無減。阿赫瑪托娃的多數婚姻與戀愛對象，都是文化、學術界翹楚。他們給窮愁潦倒的她，提供過一定的感情與物質支撐。但那些男人的自我或乖戾，背叛或離去，也讓她舊傷更添新愁；兒子更是在逼仄的夾縫中，被冷漠地揉搓、擠壓。那種四顧彷徨、內外交困的難堪與黯然，女詩人即便用她最擅長的詩歌來傾訴，也難真正窮盡。
阿赫瑪托娃的詩作承繼了俄羅斯詩歌的抒情傳統、古典趣味，抒寫女人的幽思密情和時代的憂傷，備受讀者愛戴，卻不見容於十月革命後的新政權，長期不能發表詩作，被剝奪收入。假如她能熱情洋溢地讚美集體農莊，情形當然會迥然不同。
一九三八年列夫第三次被捕，被押往冰天雪地的森林伐木，他步履蹣跚，衣衫單薄，饑腸轆轆，不幸還被自己的斧頭砍傷。列夫曾經被判處槍決，不難想到阿赫瑪托娃的絕望、無助。「一紙判決……眼淚頃刻間迸湧而出/我從此便與世隔絕/ 彷彿心頭忍痛被掏除了生命/彷彿被粗暴地打翻在地/但還得走……踉蹌着……獨自一人……」阿赫瑪托娃一九三五年至一九四○年寫作的《安魂曲》，已被譽為最偉大的俄語組詩。這組哀歌以哽噎、悲憤之聲，控訴灰暗時代的暴政，刻畫了民族的、人類的傷痕，同時不乏深陷苦難卻隱含希望的柔韌與力度。
阿赫瑪托娃從獨生兒子那裏得到的愛，是殘缺的、片段的。列夫經常抱怨母親不給自己寫信，或嫌她的信寫得太短、裝病不去流放地探望他，他認定這緣自母親的冷漠自私。阿赫瑪托娃的信確實簡短，因為隻言片語都可能招來彌天大罪，她怕稍有不慎，使兒子的處境更惡化。
一九四六年八月，蘇共主管意識形態的領導人日丹諾夫在講話中，痛斥阿赫瑪托娃為「反動文學泥沼的代表之一」。她被開除出作協，退休金、配給卡也失去了。列夫一九四九年第四次被捕，被送往西伯利亞服勞役十年。
列夫經常會覺得媽媽是自己命運的罪人，「如果我不是她的兒子，而是普通女人的兒子……我都是一個很有成就的蘇聯教授……是非黨專家。」不斷叠加的磨難，令這對感情先天不足的母子積澱了太多隔閡、怨怒，獲得自由後，列夫依然充滿憂鬱、憤怒，他與母親經常爭吵，難抑怒火。阿赫瑪托娃難過地評價道，兒子在獄中遭受的那些折磨，「摧毀了他的神經」。太多慘痛經歷，將列夫的性格塑造得陰鬱、憤怒，他與母親最終不曾和解，母親病重、行將就木時，他都不聞不問，說自己無論如何都不想見她。
阿赫瑪托娃被詩歌眷顧、被政治蹂躪的一生，五味雜陳。她在暮年重新獲得了鮮花、仰慕，但她作為母親，卻有難以撫平的遺憾。在兒子小時候最需要母親時，她不能全心全意付出；後來，時代的車輪殘酷地碾過，母子間的嫌隙、不滿，遂被無情放大。她生為人母，確實曾有疏忽失責，而外部磨難鋪天蓋地襲來，使她與列夫的關係雪上加霜。藝術家容易沉浸於自己的世界，也更隨心所欲更自我。旁人或許會因為他們炫目的創造力而忽略其性格弱點，但子女不會，他們更希冀從母親那裏得到的，不是橫溢的才華，而是貼心貼肺的關愛。列夫被命運摧殘得那麼慘烈，對母愛的渴求遂更執着也更偏激。不能如願的失落、痛苦，就轉化成揮之不去的怨忿。
一九八九年，在母親的百年紀念日，列夫表達了對她的無限懷念。可惜，母親已無法感知這份遲來的溫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