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甚麼都可以沒有底線，從商可以沒有道德的底線，為官可以沒有操守的底線，唯一的底線，反而是經濟上的，而且還要打孖上。總理李克強近日終於為中國經濟的增長定調，設下了7.5%的下限，但在這之下，原來還添加了一個7%的「底限」，恰稱底線下的底線。其他底線守不住不打緊，這兩個關卡，即使要傾全國之力也要守住。
如何理解下限之下有底限？跟「最核心的核心價值」與「核心的外圍是核心的內圍」有沒有邏輯上的關聯？據坊間對有經濟學博士銜頭的李總理的解讀，下限的意思是今年的經濟增長目標，而底限則是明年到2020年的平均增長目標，非保七不足以令中國於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我理解的意思是，今年內如7.5%的增長有甚麼失閃，中央便要「做嘢」，而明年打後，出手的底線可以退至7%。
市場已把這個孖條底線視之為李克強Put的體現，與格林斯潘Put及伯南克Put平分秋色，意味李總理會定時定候救市保經濟，儼如給予投資者一個認沽期權，為他們的損失封底，有了這樽保心安油，經濟最差的情況完全心中有數，投資的時候更加有恃無恐。
貨幣政策出招空間不大
情況是否這樣理想？格林斯潘Put一度令金融市場相當受落，但如今看來，卻是金融海嘯的催化劑，伯南克Put的副作用，仍要等退市才可以埋單計數，李克強Put面對的環境，其實也相當艱難，令其威力可能打折扣。
格老及伯老的Put，主要透過印鈔這手段，但中國經歷一段信貸暴漲期後，現在正要去槓桿減債，以免影響金融體系的穩定，故此貨幣政策上出招的空間不大，餘下當然還有中央拿手的財政政策，但內地產能過剩的情況嚴重，地方政府洗腳不抹腳的心態未除，如果這時又再推出一個萬億保經濟措施，隨時又會重蹈過去低效投資的覆轍。因此，在操作上要如聰明導彈般具針對性，總量方面也要有相當節制，不免綁手綁腳。
李克強Put要就住就住，還因為一項因素，就是擔心阻慢改革的進程，因為最快谷經濟的做法，就是透過指令國營銀行向國企及地方政府放水，立即上馬基建，而這又與推動經濟轉型至消費主導的方向背道而馳。如果改革真的要承受一陣痛，甚至是一陣超過底線的痛，那是否代表中國無法承受？改革又是否可以用長痛換短痛來過骨？
越來越多經濟學家說不，最近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克魯明在《紐約時報》撰文，指中國經濟即將撞牆（hit the wall），再不改革只會帶來更大痛苦，惹來不少迴響。克魯明的論據其實沒有多大新意，主要是重複指過去行之有效的中國模式已經outdated，反而持類似論調的野村綜合研究所首席經濟師辜朝明（Richard Koo），提出了一個有趣的理據。
辜朝明數年前曾撰寫著作解釋日本經濟的迷失廿年，提出資產負債表衰退（Balance Sheet Recession）的概念，對理解當時剛發生的全球金融危機相當有啟發性，亦令他一舉成名。
中國再不改革 社會難穩
辜朝明今次提出了一個類比，以印證中國非常急切需要推行改革。他以日本的經驗為例，指70年代初期，流入大東京區域的外來人口開始急跌，象徵城市化的進程開始到了盡頭，勞動力的增長大幅放緩，打工仔議價能力大增，同時間勞資糾紛高頻率出現，而這個入城人口放緩與勞資糾紛大增的同時出現，正正是日本到達劉易斯拐點（Lewis Turning Point，指農村人口源源不絕作為城市廉價勞動力的新供應之路走到盡頭）的警號，此後日本要透過產業升級，經濟轉型，才迎來另一波經濟增長。
辜朝明指，現時中國的情況有點相似，由鄉鎮流入城市的人口明顯放慢，而勞資衝突無日無之，甚至出現員工禁錮老闆的個案。如果日本的經驗可以移植，則中國無疑也到了關鍵的十字路口，再不進行改革，把經濟由投資主導向消費傾斜，破除諸多限制市場的舉措，則不但經濟找不到可持續的增長，甚至會有社會不穩之患。
過去，在胡錦濤年代，改革不是停滯不前，便是開倒車，儼如改革的迷失十年，如果再怕痛，怕對付既得利益集團的反抗，那撞牆的日子，恐怕真的不可避免，到時經濟上的底線，也會分崩離析，守無可守。
丘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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