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駐港總領事楊甦棣臨別秋波，再就叛諜斯諾登與特區政府隔空交火。斯諾登是英雄還是叛徒，留待歷史判斷，但斯諾登揭示了數碼紀元勇敢新世界式的國家政府與個人自由衝突，不會隨着他遠走俄羅斯而消失。
在這個數碼時代，我們做甚麼都會留下電子足迹：去過甚麼地方、買過甚麼東西、瀏覽過哪些網頁、打電話傳電郵給甚麼人，所有數據都會儲存起來，基本上永遠無法刪除滅迹。
這又是個大數據時代，電腦的速度和能力足以短時間內分析超大量數據。《大數據》一書（Big Data:A Revolution That Will Transform How We Live, Work, and Think）提到，美國地方警察用電腦對比支薪日、音樂會、槍展等日子與罪案走勢，例如發現逢槍展兩星期後，暴力罪案跳升，以此追蹤及防止罪案。美國國家安全局的電腦正在做類似的事情，只是規模大得多。
不過，這種數據分析不能解釋罪案為何發生，例如只能點出槍展與罪案相關（correlation），卻不能歸納兩者的因果關係（causation）。《大數據》的作者繼而提出，若電腦能透過分析數據預測人們的行為，我們應否為防止罪惡，在人們實際行動前先監控甚至拘捕他們？
這有點像湯告魯斯主演、改編自科幻小說的《未來報告》電影情節，但美國國家安全局的「稜鏡計劃」，正是透過辨認出可疑模式，在恐襲發生前採取行動。斯諾登揭示的，正是要我們反思，這與自由社會是否相容？
日前澳洲網上媒體報道，電盈和澳洲Telstra的合營公司Reach，十多年前與美國司法部和聯邦調查局簽訂秘密協議，同意為執法部門儲存兩年內所有與美國有關的通訊資料，包括通訊紀錄和客戶資料，需要時提供，這則消息卻沒有引起很大的關注。
我想起斯諾登對《衛報》記者說過，他最大的恐懼和擔憂，不是個人安危，而是大家對他揭發的事情根本無動於衷，接受了數碼時代個人私隱被侵犯是無可避免，變得麻木。
陳沛敏
記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