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經濟學之父亞當．史密夫（Adam Smith 1723~1790）的年代，流行一首蘇格蘭民謠：「我們不能指望屠夫、酒商、麵包師大發善心，提供我們三餐溫飽，而只能寄望於他們對自身利益的關心。我們不是要喚起他們的人道主義情感，而是要喚醒他們對自己的愛，同時不要談論我們的需要，而是強調他們的利益。」一直以來，港人有着不同的訴求，當提出訴求的同時，側重點是「我們的需要」，至於「他們的利益」則甚少提及，特別是政治方面的訴求。
若「真普選」成功落實，香港政府施政將直接向港人交代，而非在千里之外的中央政府，更能「以民為本」地幹實事，顧及港人的真正需要，民意將成主調。然而，這個「我們的需要」對於「他們的利益」有何關係？民謠提醒我們，要強調「真普選」能為中央政府帶來甚麼利益。當然，筆者並非想否定表達「我們的需要」的重要性，但在同一件事情上，可以有不同的切入點，例如中國長遠經濟利益。
中國一直不是一個民主的國家，除了政治、歷史因素之外，經濟發展亦是不可或缺的因素。中國的政治體制是世界上獨一無二的，這與她從未成為歐洲殖民地有關。自漢朝（206 BC）開始，中國以「向地方分權的威權主義體制」（下稱分權式威權制）（regionally decentralized authoritarian regime）為其政治體制的重心。分權式威權制由「人事中央集權」（centralized personnel control）和「地方分權」（regional decentralization）兩者組成，與美國的民主聯邦體制（democratic federal system）的主要分別，在於中國中央政府手握地方政府的任命權，即「人事中央集權」，而美國的地方政府則由民主選舉產生。中國的「人事中央集權」最早更可追溯至秦朝（221 BC）的郡縣制，因此，從政治、歷史層面上去看，中國立國後依舊沿用分權式威權制。
「人事中央集權」是改革、經濟起飛的工具
除此之外，不少經濟學者認為，自1978年改革開放，內地經濟起飛與「人事中央集權」有莫大關係。內地經濟改革是由地方政府主導，他們熟悉自己管轄區的優勢，負責設計改革的藍圖並付諸實行。中央政府掌握地方官員任命權，成為官員盡心盡力改革的誘因，並以地區競爭考核模式，一旦成功改革令管轄區經濟起飛，官員便有機會升官發財，失敗則可能烏紗不保。再加上跨區域轉移和輪換制，將成功改革的官員調到其他地區，把成功經驗傳遍全國。故此，中國「不民主」也是有其經濟上的重要誘因。
「人事中央集權」也是內地長遠發展的瓶頸
然而，以「人事中央集權」達成的地區競爭模式，難以配合中國持續發展，不少負面影響已經呈現。地區與地區的競爭衍生出地區保護的問題，鄰近地區之間視對方為競爭對手，寧願與較遠的地區貿易，造成浪費。不少地區政府為帶動經濟增長，不惜犧牲工人利益、環境質素等去吸引外資，形成「逐底」競爭（race to the bottom），同時亦鼓吹了貪污行賄等風氣。不能否認「人事中央集權」在一定程度上有利於過往三十年的經濟發展，但未來發展必須有民主選舉制以解決目前的問題。
港推「真普選」作試點
內地發展初期，經濟增長是首要任務，GDP的高低是考核地方政府的成績單，人民亦只求吃飽穿暖。時至今日，人民開始重視環境、人權、法治等更高層次的需要，但這些訴求與經濟增長有所衝突，造成地方政府只顧GDP增長，而漠視民意令社會不穩。民主選舉能將地方政府多項的任務簡化為一項選舉任務。屆時只需以民為本爭取選票，便可顧及多方利益，不是只看GDP辦事。內地其實正為此進行試驗，但小小的鄉村民主選舉能試出甚麼？
雖然中國政治、經濟有其獨特性，但西方民主概念亦非殺死「和諧」的毒藥，反而是締造社會穩定的良方，正如經濟學教授許成鋼2011年在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雜誌發表的論文The Fundamental Institutions of China's Reforms and Development中指出，分權式威權制產生的最嚴重、最根本性的問題，必須依靠制度改革去解決，民主選舉制就是解決方法。明明是進步中的社會，眼看就要打回原形，不可惜嗎？香港於法治、制度上比較完善，亦有民主基礎，從可持續發展的角度而言，內地需要一個「真普選」的香港作為試點。
吳祖堯
香港樹仁大學商業、經濟及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助理項目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