屌絲，這個近年來在社交網絡病毒般傳播的熱門詞，已經氾濫得讓人忘記它粗俗的原意；與之相關的還有「矮挫窮」（與「高富帥」相對）和「土肥圓」（與「白富美」相對）等年輕人自貶自嘲的生動形容。大陸作家韓寒公開稱自己是「純正的上海郊區農村屌絲」；台灣偶像團體「五月天」說「走下舞台我們就是屌絲」。
豈止是大陸，日本的「禦宅族」、 「電車男」、 「乾物女」都在形容這樣的一群失去生活熱情的年輕人：收入不高、不重外表、沒異性緣、中意宅在家中懶散生活、有社交困擾等。相較而言，「窮忙族」或「在職貧窮」（working poor）更能概括現在的年輕世代。
台灣媒體創造了「青貧族」來形容年輕人群體在職貧窮的狀況。今年初台灣勞委會公佈數據，十五年來台灣首次出現大專以上學歷者失業率竟高於初高中畢業生，大學畢業生起薪越來越差，九年來增加不到500新台幣，比1990年縮水了4,300新台幣。台灣教育部也公佈，有8,116名「博士流浪教師」找不到正職而到處兼課，平均月入只有2.2萬新台幣（俗稱「22K」），而目前台灣職場新鮮人的起薪也只有「22K」，越來越多的年輕人淪為「下流人」。
同樣在香港，「在職貧窮」已經開始向高學歷的年輕人擴及，大學畢業生入職起薪低於一萬的情況普遍（與高房價高CPI一起催生了「啃老族」）。浸大上月剛剛發佈的調查顯示過兩成年輕人月收入低於8,000港幣。而五月香港爭取低收入保障聯席指，現行貧窮線（住戶入息中位數五成）偏低，應參考歐盟做法定於中位數六成。若如此，據2011年數據推算，香港貧窮人口將由113萬增至163萬人。「在職貧窮」的家庭，因缺乏資源為子女提供好的教育機會，易使貧窮問題延續至下一代，造成跨代貧窮；而當「在職貧窮」擴及高學歷的年輕人，代表社會製造出一整個失敗的世代。
大陸的收入結構因為一直未有公信力的數據而撲朔迷離，但可以管窺一二。財政部2011年7月通過個稅免征額由每月2,000元提至3,500元，納稅人數由8,400萬減至約2,400萬人。網民總是慧眼，看到了這個數據的巨大諷刺——人口過13億的中國，稅後月收入達3,500元的只有2,400萬人。以2011年7.6億就業人口計算，超過6.7億人月收入低於2,000元。這實在是個驚悚的數字。2012年中國扶貧標準由人均年收入1,274元提高至2,300元，貧困人口由2,688萬激增到1.28億；而這僅意味着每月不到200元收入，與香港低收入住戶一人家庭3,275港幣的標準如何比較？國內城市的房價漲得氣勢長虹，很多物價已經超過香港，而界定貧窮線的標準仍與香港天差地遠。
官方玩弄數字遊戲，以保證中國的貧困人口數目永不超印度而居世界之首，以免難堪；而赤裸裸的現實壓力時刻與這些數字形成巨大反諷。如果說全世界的年輕人都在因階層固化、文憑貶值而承受窮忙之苦；中國年輕人的處境，映照着極具諷刺意味的官方話語，只能在網絡上自我解嘲。
2007年日本作家三浦展出書《下流社會》，描述了日美歐上世紀50到70年代出現的中產階級如今正在消失，社會出現「上流」和「下流」的兩級分化，源源不斷的年輕一代加入「下流社會」，他們的問題不僅僅是收入低，溝通能力、工作意願、學習意願、消費意願等通通下降，可以說是「對全盤人生熱情下降」。
社會下沉的拉力越來越大，裹挾在新自由主義裏的每一個經濟體都不能避免。如果說中國的中產階級還未真正形成就已經開始兩極分化，形成金字塔形社會；日台港就是「下流社會」，一個中產階級逐漸崩潰消失的M形社會。作為社會的中流砥柱，中產階級本是很願意站在現有的制度這一邊的；當他們開始下流，為生存而不得不走上街頭，這個社會就到了亟需變革的懸崖。九七後香港歷史上規模最大的幾次遊行（2003年、2004年和今年七一），都是因為中產階級的利益受到了嚴重損害。今年43萬人上街，中產佔多數；中產對佔中的支持，也促使了中央提前開始政改諮詢。
那些下流的年輕人和消失的中產，不容忽視。
劉嘉瀠
傳媒研究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