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於70年代任中國總理時，參觀洛陽龍門石窟，看到魏碑書法代表作《龍門二十品》拓本，可是隨行帶不夠金錢，沒將此拓本帶回家。今日，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榮譽研究員李潤桓手上有一份，他於80年代，在香港中環舊書店，以數百元購得。李潤桓還有清中任翰林院編修的書法家何紹基、清末任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章京及安徽提學使等職位的沈曾植，及民國初期國立廣東大學首任校長鄒魯的舊藏拓本。
記者：黃碧珊 攝影：黃偉傑
古人將文字及圖案刻在石及金屬上，為祭祀、墓誌及記錄之用，將這些文字及圖案拓印下來的紙本，就是拓本。由於部份原碑或金器受天然或人為破壞，只有拓本能將古人文字流傳下來。1949年中共建國後，為保存這些刻有文字圖案的歷史文物，已嚴禁非法拓印，拓本越見矜貴。
日本收藏家垂青
雖然拓本並非書法家的原寫真迹，但拓印仍將鐵劃銀鈎筆法表露無遺，為漢字變遷的研究考證作出一定貢獻。除華人會收藏拓本，日本也有不少中國拓本收藏家，新町三井家第九代成員，曾任三井物產及三井銀行社長的三井高堅（1867-1945年）是其中一位，有近1,000幅拓本，包括原碑已毀的虞世南《孔子廟堂碑》唐拓孤本及褚遂良《孟法師碑》唐拓孤本，現為東京三井紀念美術館藏品。
成交價最高的拓本是中國第一部書法叢書《淳化閣帖》，它是北宋淳化三年（992年），侍書學士按宋太宗旨意，將歷代皇帝、名臣及書法家約百多人的墨迹，分10卷共420帖刻在棗木板上，拓印成少量墨本賜給親王及大臣。至宋仁宗慶曆年間（1041-1048年），《淳化閣帖》的棗木原板不幸於意外失火焚毀，後來出現多個摹刻版本。被學者公認為碩果僅存的宋拓版本只餘下四卷，2003年上海博物館以450萬美元，向紐約著名的中國古董收藏家安思遠（Robert Hatfield Ellsworth）購買該四卷。
李潤桓是中大第一屆文學士、1979年及1981年分別獲當代香港藝術雙年展國畫及中國書法藝術獎，50年代在培英中學讀書時已在老師薰陶下，迷上中國書畫，學寫書法時，買不起古代名家書法原件，就買較便宜的拓本，「第一本買的拓本是東晉太亨四年（405年）刻碑《爨寶子碑》拓本，碑上的字體呈現棣書與楷書，反映棣書過渡楷書時期，具有較高的書法藝術價值」。那時李潤桓17歲，當年每程巴士車費兩毫、戲院後座每位收1.2元，每天零用錢僅5毫的他就花了5元購買這拓本，如獲至寶後就歡天喜地地拿給中學老師，揮筆寫上題跋留念。
由於碑誌在中共建國後就禁止拓印，拓本流於市面的數量非常少，所以每次老師說那裏有拓本出售，李潤桓就走去尋寶，「康記、琳琅閣、三益書店是最常去的舊書店。」60年代中之前，座落在威靈頓街鏞記現址的琳琅閣，及灣仔軒尼詩道市政大樓旁的三益書店，都結業了，只剩下中環荷李活道的康記，可惜舊書店沒落，拓本只在拍賣行或博物館流出市面，一張得8個字約A4大小的拓本，去年的一次拍賣會，就以1,150元人民幣成交。
逐行字切割裝裱
大部份拓本是從古人墓誌上拓印出來，內容多是故人的風光偉迹，一般有數呎高及1,000字以上，拓碑者將整個碑誌上的字及其大小全神地拓印下來，可一大張拓本留傳下來，而裱本拓本則將一大張拓本拆細裱裝成書，李潤桓兩種也收藏，「裱本尺寸較細，方便對着來學寫書法」。60年代買一本裱本只約10元，將一大張拓本裝裱成裱本就要20元，因為裝裱工序繁複，那時香港已經沒有師傅願意裝裱。一本標準化的裱本，裝裱師傅將文字一行一行地切割，然後再順文裱成書，李潤恒無奈地說：「現在有些裱本草草將整張拓本平均分開裝裱成書，跟着來寫或讀完全跟不上條理。」
他在尋寶時，有幸找到已故文人曾收藏的拓本，他一邊翻開裱本，一邊指着印章說，這是何紹基海山仙館的印章；那是國立廣東大學首任校長鄒魯的印章；它是沈曾植書齋海日樓印章；這筠清館印章就是清中業湖廣巡撫兼湖廣總督吳榮光舊藏，「紅色硃砂手批是故人研究拓本時留下，有時拓印時模糊不清或被蟲蛀掉的字，他們會在旁重寫」。拓本不但讓李潤桓學習古人的筆迹，還是與古人交流的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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