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雲端:中產新定義 - 丘亦生

金融雲端:中產新定義 - 丘亦生

「我有份好工,不愁衣食,得閒還可以攞假去旅行。我為甚麼仍有這許多不滿呢?」我的一位年輕朋友昨日遊行時在面書這樣留言。7.1踏入第11年,依然萬人空巷,不滿的怒吼直把昇平的歌聲壓下去。這股憤懣不完全關乎民生,也與經濟好壞關係不大,「歷史的終結與最後一人」的作者兼史丹福大學資深學人福山,最近在《華爾街日報》撰文,形容一場中產革命正在全球爆發。

看重民主自由價值

全球示威浪接浪,不獨福山,連今期《經濟學人》也以「進擊的示威(The March of Protest)」作為封面故事,探討大規模示威在全球湧現的成因。
拿土耳其及巴西兩個令人大惑不解的例子,兩地的經濟表現不差,是國力正在上位的新興市場,執政政府也不是專制,而是由民選產生,為何還會出現大規模的社會不穩?
福山認為,過去外界總把擴大的中產階層,視之為一個充滿商機的消費群體,所以傾向以收入水平或消費模式來定義中產,查實中產的另一個面向,是對民主、自由等價值的看重,及對另類生活模式的包容,溫飽及生計早已不是他們最關注的課題,反而對政府的問責更為關注,更重視政治過程的參與。
因此,巴西大示威雖然是由巴士加9%票價而起,但很快已演化為不滿政府好大喜功,寧花300億美元興建世界盃及奧運場館,也不用來改善醫療教育。土耳其的全國性示威,更加是由伊斯坦堡幾棵老樹的去留觸發。
有學者認為,這可以歸咎執政黨對中產心態的無知,以為勝出大選已經得天下,可以為所欲為,借助建制派及支持者的力量便足夠執政,把反對派妖魔化及邊緣化,干預媒體,猛益自己友,不守競選承諾。
連民選政權也可以頃刻間失掉中產的支持,更何況並非由普選產生的梁振英,民眾支持既已非常薄弱,還要學人做壞手勢,用人唯親、背棄競選承諾,用胡椒噴霧來回應反對者的訴求,其上任以來屢遇管治危機又豈是偶然。
梁振英政府試圖用改善民生,尤其是靠打樓市牌來化解矛盾,可能捉錯用神,以為中產關心的,僅僅是經濟因素及安居樂業。哈佛教授巴羅(Robert Barro)曾經研究過近百個地方的政經發展歷程後發現,是經濟繁榮催生民主訴求,而非後者促進前者。正如土耳其及巴西近年的經濟發展成績斐然,但仍按不下民眾的怒火,梁振英一味迴避普選,根本無法拆彈。
財爺曾以飲咖啡及看法國片來定義中產,觀乎近年全球中產革命此起彼落,要求更大的公民充權及問責,似乎要用生活方式來定義中產的話,應該係——上街。

丘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