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初等簽證的間隙，我寫信給王海龍兄，告訴他要去紐約辦公事，還想順道跑趟哥大，去看老舍檔案。
「老舍檔案，確定在哥大？」
從回信口吻揣測，顯見他不清楚，老舍和他執教的地方，有特殊淵源。以往，我老有個錯覺，以為他的《哥大與現代中國》裏，有一篇寫到老舍。實際上，他只寫了胡適、徐志摩、馮友蘭和王際真等人，談他們早年在哥大，或者讀書，或者教書，沒有片言隻語提及老舍。老舍似乎僅在那裏有過一次演講。
照說，也怪不上他。四年前在哥大，我記起過老舍嗎？沒有，甚至連他當年住在哥大不遠處的事情，也都忘得乾乾淨淨。現在想來，有點兒莫名的奇怪，何況從我的宿舍，也就是那個背靠百老匯大街、胡適一九一五年從康奈爾轉學哥大即搬進的坐西面東的佛納大樓，到大草坪南面的巴特勒圖書館去，走路不過三五分鐘而已。
但我確實早就聽說，一九四六年三月，老舍和曹禺接受美國國務院邀請，到美加多地講學訪問。一年後，曹禺如期回國，老舍則延期留住紐約，直到一九四九年十月。此間，他創作了兩部長篇小說，即《四世同堂》的第三部《饑荒》和《鼓書藝人》，用英文寫出劇本《五虎斷魂槍》，又與人合譯了自己多部作品。同時，經賽珍珠舉薦，她在紐約的出版代理人戴維．勞埃德，從一九四八年四月起，全權受理老舍著作權事務。之後十年，但凡關涉老舍作品的版權、翻譯、出版和電影改編的函電和文件，均由勞埃德及其女兒安德里雅悉心分類歸檔保存。
起初，我是在《老舍書信集》裏，發現了老舍檔案的線索。十五六年前，金堤教授從美國回來，我輾轉聽到消息，從北京趕往天津拜望，路過百花文藝出版社，在讀者服務部意外碰見這部半新不舊的書，是老舍長女舒濟八十年代末搜集整理的。編後記寫到，老舍從來都忙，但並不疏於寫信，寫得還尤其勤。單是歷年寫給小學同學羅常培，和南開中學當年同事趙水澄的信，加起來就有上千封，而他從美國寫給他在上海的編輯趙家璧的信，起碼也有二百封。設若算上給其他親友的信，少說也得有兩千封。但歷經動蕩、戰火和離亂，特別是文革的禍害，最終徵集到的存世書信，連帶報章上登過的文學書簡，滿打滿算也不過百十來封。就在她工作收尾時候，在北京的美國友人瓊．羅斯．蓋羅特，卻忽然送來四十七封英文書信影印件，說是來自哥大。
老舍的英文書信，提供了一九四八年三月到一九五二年十月間，他在紐約時不大為人所知的情况，和他初回北京時的思想變化，填補了他旅美經歷中的一些空白。但看過信件中文譯本的人，多少仍會感到不滿足。這更多是由於缺少來函或者回信，字裏行間所談人事，看上去支離破碎，多有言不及義之處。而人名的張冠李戴，比如把華裔人士鄺如絲和黃宗霑的名字，誤作羅斯．瓊和王浩，也讓有些說法含混不清。如若引用其中說辭，難免斷章取義，附會出莫名其妙的猜測和斷想。
我一度推想，從檔案裏找見老舍書信的人，要是把關聯信件，也複製出來，仿照《胡適來往書信集》的體例，編注出一部《老舍來往書信集》，一些懸隔久遠的疑難，或許就能迎刃而解了。
說來運氣實在是好。本來，海龍兄隨後告知，老舍檔案確實在哥大，但原件現存新澤西圖書館外庫，這次恐怕只能透過縮微膠卷看複製件。但就在我十九日離開芝加哥前夕，他又有信來，說幾經交涉，館方竟然破例同意調回檔案，特許我進入善本和手稿部查閱原件。
二十一日星期二早上九點整，我由林肯中心斜對面西六十三街的旅舍出發，乘地鐵趕至上西城一百一十六大街的哥大校園，在巴特勒圖書館正門和海龍兄會合。驗證、拍照、登記之後，在工作人員從內庫裏推出的小車上，第一眼看到老舍檔案時，我的感覺有點異樣：傳說老舍檔案有兩箱之多，但眼下所見只是兩個不大的長方形「盒子」，而非「箱子」。瓦灰色硬紙盒，是最普通的檔案盒，兩尺長，一尺半寬，半尺高，望過去一丁點兒都不打眼。檔案分作「盒一」和「盒二」，橫側面上黏貼有「哥倫比亞大學圖書館手稿藏品」的白色簽條，分別注明「舒慶春件：編目書信和手稿；未編目檔案（盒一）」和「舒慶春件：未編目檔案（盒二）」字樣。館方提供的資料說，檔案主要是來往書信、手稿、文件和剪報，或出自老舍手筆，或是他人所寫，同他都有關係，是勞埃德文學代理公司檔案的一部份，總數大約八百件，涵蓋時間從一九四八年到一九五八年，由勞埃德之女安德里雅．馬修斯．勞埃德一九八二年捐贈。
第一盒檔案數量不多，內容也較單純，是老舍和勞埃德的往來通信，和賽珍珠寫給勞埃德、推薦他代理老舍版權事務的信，其餘是老舍英文手稿。裏面有十一個文件夾，每個夾子右上方突出的地方，有縱排的打印字樣，標明文件名稱和物品數目，比如，「賽珍珠致戴維．勞埃德信（兩頁），一九四八年三月二十九日，賓西法尼亞，普凱西」；「舒慶春（一八九八至一九六六），致戴維．勞埃德信十一封（並相關信件十一封），一九四八年四至七月，紐約」；「舒慶春（一八九八至一九六六），《關於〈離婚〉》（老舍）手稿六頁（對其長篇小說的說明），【一九四八年？】」；「舒慶春（一八九八至一九六六），《五虎斷魂槍》手稿五十二頁（劇本；文稿上有黑色水筆改動的字迹）」；「舒慶春（一八九八至一九六六），致戴維．勞埃德信八封（並相關信件二十二封），一九四九年」；「舒慶春（一八九八至一九六六），致戴維．勞埃德信十一封（並相關信物十八件），一九五○至一九五二年，北京」，等等。
在這一部份裏，前人研究有所參考，但深度似仍有待挖掘的，是老舍作品的翻譯情況。從他的信，同勞埃德和相關編輯及譯者的通信和會談紀要，可以看出不少細節，比如翻譯人選的確定，翻譯原則和方法的明確，作者、譯者和代理人之間的版稅分成，以及老舍同《駱駝祥子》和《離婚》的譯者伊萬．金（即羅伯特．斯賓塞．沃德）的合作、對立、衝突和官司糾紛，對於還原老舍作品在美國翻譯出版的遭遇，有着至關重要的作用。另外，裏面的手稿，除了已公開的《五虎斷魂槍》，還有此前未見的老舍所寫《關於〈離婚〉》和《〈離婚〉梗概》，可以看作是他用英文所寫《我是怎樣寫〈離婚〉的》。再就是賽珍珠的《四世同堂》書評原件，完成於英文版出書之前，雖然看不出是否已經發表，但可以確定以前沒人提及。這些材料如能充份研究，一些學術爭論，比如《四世同堂》的英文書名來源，著譯者同出版商就小說篇幅長度和譯者署名方式等而產生的齟齬，以及最後如何達成解決方案等，就不難有答案了。
第二盒檔案，分裝於二十六個文件夾中，涉及的話題更加多樣，穿插其間的大小雜件，既零碎又繁瑣，但每一件都別有意義。文件夾大多按照老舍作品為名，標有「老舍（舒舍予），《鼓書藝人》，意大利」；「舒舍予，《四世同堂》」；「舒舍予《黃色風暴》，國外」；「舒舍予，未編目雜件」；「老舍，《馬褲先生》（短篇人物速寫）」和「舒舍予，呈舒版稅報表日記，一九四九年」等字樣，集納了相關通信、電報、明信片、會談紀要、電話記錄、合同文本和版稅財務賬單、國外版權出讓表、書訊和書評剪報，以及老舍的相片、小傳、他手書的著作名錄和有關聯繫人通信地址等物件。
後面的文檔儘管蕪雜不一，但還算完整和系統，能夠清楚地顯示出，除了美國之外，老舍作品英國、意大利、法國、德國、瑞士、丹麥、印度和日本等地的版權出讓和出版狀况，以及勞埃德在老舍走後，仍企圖理清版權轉讓詳情，促使《駱駝祥子》在好萊塢拍成電影的經過。引人興趣的，是他在信中談到了電影版權的具體收入，和他借助紐約和香港的特殊關係，通過瞿同祖、侯寶璋和羅常培等人，怎樣把版稅、樣書和書評剪報等，輾轉送至遠在北京的老舍手中。
時間非常有限，我第一天的瀏覽，不光緊張和匆忙，而且也只能看個大概，對檔案詳情有個初步認識。隔了一天，二十三日星期四，我再次趕到巴特勒圖書館，又花了整整一天工夫，對大部份重要文獻，進行摘要和複製。儘管仍沒能仔細通讀，但經眼的那些完善的版稅賬目報表，卻直接或間接回答了我曾經好奇的一些問題。比如，老舍在美國到底得到多少版稅，這些美元究竟派了哪些用場？是不是像趙家璧在回憶中推測的，光《駱駝祥子》電影版權就賣了上百萬美元？是不是像牛漢談話錄中所說，為了趙清閣的關係，老舍特地在馬尼拉買了房子？
雖然無法證明，這些動人聳聽的傳聞，是子虛烏有的，但少了老舍檔案的證據，證偽確實很難。不過，就版稅記錄來看，老舍在美國真的不是很有錢。他出國前一度幻想，假如能夠追回應得的版稅，是可以辦許多事情的，比如同趙家璧合夥投資創辦晨光出版社，等等。但老舍最後只討回了《駱駝祥子》英文本版稅的二分之一，而電影版權起初開價只有五萬美金，最後落到老舍口袋中的，則不到一半。至於買房子，是有這麽一回事，但那是老舍剛回來，寫信給勞埃德要五百美金，想用於買房子，不過是要在北京買，而非別處。他一九五○年二月二十七日的信說：「我的家眷將要從重慶回到北京，我得給他們準備房子。北京現在又成了首都，想要找一處合適的房子既貴又困難。如果您能給我寄五百美元到香港，再由侯先生（香港大學病理系侯寶璋大夫）轉寄給我，我將非常高興。」
如所周知，老舍在美國總是忙，中間還生病住院，又與人打官司，實在說不上愉快。在一九五○年初的訪問記中，他對黃裳說：「別提美國了，一提就是一肚子氣。」但至於受了怎樣的氣，老舍沒有細說，外界所知也少。這一回看檔案，能看到他少有人知的一面，實在是非常意外。可惜還沒人能以這些資料為素材，寫一部翔實的《老舍在紐約》。
就要告別紐約的前一天晚上，在聯合廣場附近紐約最大的二手書店史傳德，我淘到了在香港印的安妮．維查德所著《老舍在倫敦》。拿着這本薄薄的小書，我忽然惆悵起來，不由得暗忖：老舍在紐約的故事，不該再由外國人來講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