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朋友捎來他的新書，原來是幾十篇訪問稿。訪問的對象，大多是舞台工作者，社會工作者；前者幾乎是八十後的人，當然有「代溝」，後者只有一個是「老鬼」。「老鬼」還是六十年代那一套，什麼「革命就要到來」，看來「革命」也是一種職業病！
香港確然有過「革命」。1967年，菠蘿遍地，要不是周總理制止，紅衛兵可要操過羅湖橋了。
1967，《明報》剛從灣仔搬到北角，不及一年，大陸文革的火頭也燒到此間來了。傳媒首當其衝，先是《欲罷不能》林彬先生活生生燒死；簡氏兄弟去快活谷睇晨操的私家車，也給人做了手腳，好在九哥機伶過人，覺有古怪，不致發生飛轆意外。《明報》呢，那夜我和字房工友三人，「釣魚」為樂，臨天光了，編輯部的後生，拿着報紙跑過來，慌忙說道：「你看！」原來頭版的一塊廣告，給機房領班預先製了電版，來個偷龍轉鳳。內容記不着了，只記得「『革委會』在明報」（日後查先生的大紫荊勳章與楊某的，倒也相映成趣）。我說，「你們有沒有二老細沈先生的電話？」後生道：「沒有。」我說，「事不宜遲，快快找字房領班去。」
「革委會」在《明報》，還是出街了。
編輯部電話響個不停。「你們怎麼搞的？」「你們有沒有事？要不要幫忙？」「我們支持你！」「沒事。沒事。」我說完又說：「謝謝。十分感謝。」沈先生回來了，跟機房領班（大概是吧）說了許多上海話。沈先生黯然放下電話：「我們還是朋友罷？」掛線。
我們接包裹炸彈。但見火花四濺，卻悶聲不響。我以為是「詐彈」。很多年後，電視「世界華人系列」，查先生糾正，是炸彈。害得麥繼安的訪問要在茶果嶺的水濱再拍一次我。
悶聲不響馬照跑。體育路五化郎起點，果有炸彈聲響，是日賽事被迫取消。公眾席上，隔籬熟悉的一個《明報》舊人（他想跟八哥學睇晨操），奸奸地語我：「《明報》的工，有什麼好打？」
我說，「你老哥是說老婆不打白不打？」「革命就要到來」；一個革命狂潮來了，不會跟你講耶穌。不會跟你談談「開放社會及其敵人」，更遑論「民主必須的罪惡」。「革命不是請客吃飯」是硬道理。直覺告訴我，革命的手段成了革命的目的，革命本身就是不自覺的墮落。你說呢？
好在，任誰都知道你沒有鬧過革命！
蔡炎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