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手極速激化香港深層次矛盾的梁振英，好容易令人聯想到民國亂世的軍閥，尤其是陝西都督陳樹藩，他除了以橫徵暴斂種鴉片聞名於世，還以選拔部下三大條件而遺臭百年。這三大條件就是：第一要有牛馬精神，第二要有土匪心腸，第三要有妓女態度。至於梁振英僭政集團，更只得其二，就連殘民軍閥也不如，難怪執政不夠一年，香港人對特區政府的不信任程度已創下十年新高，一切彷彿回到03年，形勢甚至更凶險。
上述三大條件的具體意思是：對工作要有任勞任怨的牛馬精神，對百姓要有任搶任掠的土匪心腸，對上司要有任摷任插的妓女態度。以梁振英為首的領導班子自然沒有牛馬精神，卻有更強的土匪心腸、更糟的妓女態度。而香港人對特區政府的不信任程度之所以創下十年新高，也只能以梁振英僭政集團徹底破壞「賢能政治」（political meritocracy）作解釋。
事實上，在沒有民主政制的情況下，要勉強維穩，賢能政治可說是沒有辦法之中的唯一辦法。根據精研儒家統治的比較政治哲學家貝淡寧（Daniel A. Bell）的說法，賢能政治有兩個關鍵要素：其一是政治領袖擁有超越一般水平的才能和品德，其二是設計出一個用來選拔這種領袖的機制。
追本溯源，賢能政治其實是「中國製造」，在漢代開始是「察舉制」（先深入考察才德然後舉薦人才的制度），在唐朝打後則是「科舉制」（先公開科考才能然後舉薦人才的制度），及至十九世紀卻被英國發揚光大，透過東印度公司在印度殖民地大舉選拔公務人才，之後再應用於香港（諷刺點說，可謂「出口轉內銷」，情形就像「革命」一詞由中國出口到日本，輾轉經孫中山內銷回中國一樣）。
港英時代可謂「一地兩制」，科舉與察舉兩制並行（事實上，中國自唐初至清末，也是兩制並行，分別是科舉為主，察舉為輔）。公務員（尤其是政務官）的選拔就類似科舉制，主要靠學業成績和公開考試得之；公職人員（尤其是行政立法兩局成員）的委任則類似察舉制，主要靠社會地位和社群口碑得之。
港英時代賢能政治的最大功能，除了做到「天下英雄入吾彀中」（唐太宗語，「彀中」指「射程範圍」），可能更重要的是令到社會精英不會成為反對力量。簡言之，就是金耀基教授揭櫫的「行政吸納政治」。
雖然在公民意識日趨強烈的情況下，港英政府這套伎倆已經越來越不濟事，但既然民主政制依然缺貨，賢能政治始終是唯一可以勉強頂住的制度設計，若運用得法、揮灑自如，相信仍能維穩於一時。
可惜，回歸之後沒多久，董建華就通過梁錦松之手，摧毀穩住公務員（尤其是政務官）的基石。一刀切取消公務員長俸，不但會令香港公務員越來越似其他地方的公務員，更要命的是留不住屬於社會精英的政務官。及至02年推行高官問責制，董建華為了建立一己的班底，而不惜犧牲察舉才德兼備的人才這傳統。不幸中之小幸是，他當年找來的問責班子，大多足斤足両足份量，而且也算肯問責，這才不至於一無是處。
但是，到了梁振英上台，一年不到，就對賢能政治做出三大致命傷。
第一大致命傷：喪失牛馬精神。由於前朝乃係以公務員為主體，梁振英一而再、再而三諉過前朝蹉跎歲月，無異等於諉過十七萬公務員尸位素餐。及至推出「限奶令」，先是令海關執法維艱，續因鬧出內地客批評政策矯枉過正，而問責官員旋即道歉，變相打了公務員兩巴掌。結果，消極地工作者有之，教條地執行指令者亦有之，甚至可以說，日前公務員對加薪幅度大感不滿，深層次原因恐怕是不滿梁振英管治。
第二大致命傷：湧現土匪心腸。做官等於做土匪，充份體現於問責班子、行政會議、公營機構，以至諮詢組織都充斥着未夠班不夠格的成員（俗稱「梁粉」），徹徹底底把先深入考察才德，然後舉薦人才的委任制度拋諸腦後，結果就相繼出現「麥齊光騙房津」、「陳茂波搞劏房」、「林奮強偷步賣樓」、「張震遠商交所財困」等醜聞，令人聯想到只懂搶掠百姓的土匪。更甚的是「問責制無問責」，儼如「牛丸無牛肉」、「巨蛋音樂節無巨蛋」，總之除了公務員出身的麥齊光總算辭了職之外，陳茂波固然「笑罵由他笑罵，好官我自為之」，而林奮強和張震遠都只需「請假」了事，其臉皮之厚，恐怕連最無恥的土匪也自愧不如。
第三大致命傷：一臉妓女態度。這方面的佼佼者是陳茂波，表表者是梁振英。篇幅所限，且舉二例。其一：陳茂波為了護主（這個主子當然是梁振英），恬不知恥地把委任張震遠續當市建局主席的責任推給財政司司長曾俊華。其二：梁振英為了獻媚（當然是獻給北大人），而在彭博通訊社記者面前七度對斯諾登事件「不予置評」，大出洋相，令香港蒙羞。
最後不妨一說，如果梁振英令人想起陝西軍閥陳樹藩，那麼，張震遠就令人想起四川軍閥賴心輝。
話說始終只為他人作嫁衣裳的四川軍閥「賴大炮」賴心輝，有次深陷重圍，但其他軍閥卻見死不救，因而發出一則電文，曰：「袞袞（眾多）諸公，槃槃（如盤）大才。使我上吊，你們不來。時機一到，一起下台。」
邵善波、陳茂波、陳健波袞袞諸公，林煥光、張志剛、周松崗槃槃大才，震遠上吊了，你們不來，時機到了，快與振英一起下台。
孟國忠
自由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