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03年反23條立法及7.1遊行，香港傳媒廣泛報道扮演重要角色。10年過去，北京為求令港媒失聲，不是以高壓手段針對傳媒製造白色恐佈，就是以政治、經濟利益統戰傳媒老闆或管理層，以雙管齊下手法收窄本港新聞自由。面對香港傳媒、輿論赤化，香港記者協會呼籲市民應發揮監察力量，迫使傳媒重拾良心。
早在香港回歸前，北京已想盡方法令傳媒「歸邊」，2003年7.1遊行前，亦曾想力阻新聞工作者支持遊行。香港記者協會前主席、資深新聞工作者麥燕庭透露，當時曾有報章向員工發出文件，就編採人員不可參加遊行或簽名進行討論，引起部份員工不滿。
北京找親信入主
隨着7.1遊行結束，北京開始以軟硬兼施策略對付香港傳媒：一方面不惜「頴爛塊面」，明目張膽以粗暴手段打壓「不聽話」的傳媒，多次以粗暴甚至暴力手法對付北上採訪的香港記者，令傳媒界籠罩一片白色恐怖。
另一方面用「鴨子划水」式的軟功，以人大、政協等職位、或廣告等經濟利益，統戰傳媒老闆或管理層，干預主流媒體運作，如去年3月特首選舉前，時事評論員劉銳紹在《成報》專欄，原指唐英年及梁振英「兩個都揀唔落」，遭報章高層竄改為寧揀「梁振英」。即使表面中立的傳媒，都只是偏頗程度較不明顯。
麥燕庭指出，中央收歸傳媒的手段，不外乎透過中聯辦不停約傳媒老闆飯局，或進行精英吸納，例如不少報章老闆均是政協或政協常委，「批評政府時一定有約束，自然會有形無形，令下屬知道有啲嘢寫咗都冇用」。如《南華早報》老闆郭惠光般，聘用吉林省政協王向偉任總編輯，之後發生低調處理李旺陽死訊事件。北京亦會以直接投資傳媒機構、找親信入主傳媒掌管職務、甚至封殺廣告，逼傳媒屈服。
面對新聞自由形勢嚴峻，麥燕庭稱記協過去10年參加四次7.1遊行，分別是2003年反對23條惡法、2006年要求內地政府釋放被判監的資深傳媒人程翔、2011年反對替補機制剝奪選舉權，及2012年抗議警方扣查向前國家主席胡錦濤提問六四的《蘋果日報》記者。「我哋上街次數越多，一定程度反映新聞自由有好大威脅」，幸好本港仍是一個多元文化社會，有獨立網上媒體、外國媒體及互聯網，產生制衡作用，令新聞資訊不被邊緣化。市民應發揮監察力量，向偏頗的傳媒表達不滿，令傳媒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