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社會十年來不斷分化，財富越來越集中在少數人手上，主因係樓價。
十年前低收入住戶中位收入為9,000元，高收入為30,000元，兩個階層收入差距為3.3倍，十年後低收入為10,350元，高收入已增至37,500元，差距為3.6倍，不少人以此數據證明貧富懸殊惡化。
但我相信實際情況肯定更為嚴重，因為如果計算資產分佈，包括物業及股票，十年間太古城細單位升了2.8倍，新地（016）股價升了1.4倍，有物業者通過資產增值累積財富，無物業者不單捱貴租，更因無法通過私人物業升值獲益，產生相對不公平之怨憤。可稱為「上車絕望症候群」。
傳統社會學家以「社經地位」（Socioeconomic Status,SES）量度階級，包括教育水平、職業及收入，但在香港SES根本沒法反映財富分佈，即一個大學學歷、中層管理人員，對其階層成份影響，遠遠比唔上擁有一個私人物業單位。上唔上到車，比讀唔讀到HKU更重要。北京在民主化上呃香港人，香港人則在樓價問題呃政府。
老董要七成人置業，確立八萬五建屋指標，加上亞洲金融風暴後資產大縮水，貧富差距亦因而一度收窄，老董政策理應獲群眾支持，但負資產衝擊中產，成為7.1有50萬人上街的社會基礎。2004年樓價開始回升，2005年老董下台，曾蔭權也明白中產對樓價問題的虛偽性，頭兩年對土地供應不甚着緊，其後又對復建居屋舉棋不定，令樓價持續上升，貧富懸殊問題又再浮現。到後來要解決已遲晒，最終他亦因此而在民望低殘下結束任期。
政府欠能量搞改革
房屋問題虛偽性是不在是否有瓦遮頭，而關乎擁有財富及資產增值的機會。我認同經濟學者王于漸觀點，他認為「香港人口中有半數長期居於公屋，居住環境無法改善，不似私人物業的業主般可從中國對外開放及經濟深度全球化的發展獲益。由於缺乏物業資產，公屋住戶的經濟環境一直落後，部份更甚至淪為貧窮戶。」
梁振英上台，也一樣陷入此怪圈之中，若真的要縮窄貪富差距，就要用政策令樓價下跌，但有老董前車可鑑，中產業主會產生怨氣，削弱政府政治支持，但要增加土地供應，大建資助房屋，則遠水救不了近火。加上全球大印銀紙，內地資金湧入，樓價越壓越升。梁振英借曾蔭權政策失誤惹民憤而上台，但他也可能因無法處理樓價高企，一年下來令支持者大失所望，所謂成也樓巿敗也樓市，十年來香港也走不出這怪圈。
樓市怪圈折磨人，根本原因係三屆政府均無足夠政治能量，去革新政治、經濟及社會舊模式，過去十年大部份時間是曾蔭權主政時代，政治上有「撥亂反正、休養生息」之意義，但實質是重回舊麥理浩模式，是一種無法向前而選擇的退縮，見步行步，視乎外界政治壓力。但要走出麥理浩模式，便要重新界定政府角色、公共財政功能、稅制、適應內地經濟發展的經濟政策，醫保退保融資，與社會及各方政治力量建立共識，但在權力分割難整合，權責不清的政治體制下，一切改革都變成吹水大計及官僚內鬥內耗。
香港之病，十年來兜兜轉轉，其實已毋須再做研究，是行動的時候。
（7．1遊行十周年系列之三）
添馬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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