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旭暉Simon請我為他最新電影文集寫序，多半因為我的記錄劇情片《大同：康有為在瑞典》在他眼中，頗富「學術」性。是的，前陣子到耶魯大學放映，連Simon以前碩士時代曾經從學的名漢學家、堪稱耶魯的鎮院之寶的史景遷（Jonathan Spence）都出席了一個為《大同》放映掀幕的「辛亥」講談會。我的電影能引起國際漢學界的重視，欣慰之餘，也有點意外。但Simon可能並不知曉，我本來是影評人+文藝青年。不久前，林沛理告訴我，他大學時期常留意我於已停辦的《電影雙周刊》內發表的影評；陳雲又竟然在電郵內憶述我在文匯報上曾寫的《夢存集》藝文專欄。那些本來也是我大學及剛畢業時期的「少作」──肯定Simon當時年紀太輕，未看過──但這麼些年後，還有人提起，不禁汗顏！不免也生出「物轉星移」的慨嘆。我以前寫，現在仍在寫：正在為愛丁堡大學出版社完成一本有關中國電影的書。許多像我們這類比較正式從事電影研究的，常會對所謂「外行」寫的評論挑剔尋釁。在耶魯碰到其電影系主任，當代電影理論名家、杜魯福專家德特里．安德魯（Dudley Andrew）。談起來，大家都曾認識蘇珊．桑塔格（Susan Sontag），兼為粉絲。又都慨嘆後繼無人。幾時有人可以像美國第一才女般，文學與電影都左右逢源，下筆生花？我們常動不動嘲笑某些影評說，一看就知道「作者本來是念文學的！（暗示：所以不懂電影）」但其實一直以來，寫影評可以有許多不同的關注。談電影，寫影評不必、也不應狹隘。以前也有人提出我借寫影評寫了別的東西。然而其實「別的東西」可以是更大的文化以至政治的關懷。當前的影評沙漠，問題不在「不一樣」的影評，而是太多只是消費指南的影話。沈旭暉本身是教授，他的寫法可能源自教學經驗──配合、通過電影去談論可以是乾燥的議題。而沈教授擅長的是國際關係。
所以首先要稱讚的是沈旭暉行文的流麗輕爽、趣味盎然，並沒有許多學術文體常犯的生澀枯硬、刻意學術的毛病。例如他覺得《讓子彈飛》被過份解讀。網民視「鵝城」為受俄國影響的政權；連片頭的火車場面也認為代表了將要車毀人亡的「馬（列）」之車。於是沈教授改而追溯可能啓發片首情節的，二十年代最著名的一宗鐵軌劫案──一九二三年，土匪孫美瑤率領上千賊眾，劫掠津浦線的火車。轟動一時的一個原因是當時車上載有近四十名外籍乘客。這對歐美諸國來說，幾乎可以與清末的打擊洋人的義和團「作亂」──在國內及部份當代學人之間，已被正面肯定為「運動」──相比。英美文化中的邪惡陰森的「傅滿洲」（Fu Manchu）正是拳亂之後，才忽爾出現，廣為流傳。拳亂當年曾由尼古拉斯．雷（Nicholas Ray）拍成電影《北京55日》（55 Days at Peking）。沈教授提醒我們，孫美瑤案也曾被好萊塢拍為電影《上海列車》（Shanghai Express）。我不禁聯想。較舊的美俚中，被騎劫是「被上海掉」（Shanghaied）。始作俑者是默片笑匠卓別靈一九一五年電影的片名，而竟然又再陰差陽錯地再被沿用。
我當然並非說沈教授不懂電影藝術，只因他的重點是歷史的縱與橫。他洋洋灑灑的文章處處展示了很緊密的觀察。而他對「刺激中國」的鏡頭或場面又尤其敏感。在剖析《昂山素姬》及《賽德克．巴萊》這兩篇文章內，對焦手法特別精闢妙曼。《昂山素姫》開場時講述的「8888事件」在國際上被政論家與中國的六四相提並論；有人被禁領諾貝爾和平獎自然是忌諱；二○○七年緬甸的袈裟革命隱隱呼應着西藏風雷。《賽德克．巴萊》展示了日本自以為是地進行「文明教化」台灣原住人，向其「落後地區」恩澤科技及基建發展，怎麼只招來血的抗爭?!
如此這般，怎不觸發了有關中國少數民族政策的諸多聯想：政改與經改的關係如何？怎樣調整、緩和「民族自決」的追求？又如何處理、改善漢族與非漢族之間的溝通？孫文曾相信，中國的「王道」可以令異國/異族自動歸降臣服。但二十/廿一世紀的「王道」在哪裏？長相如何？
我自己看《讓子彈飛》有一點怔忡意外的是──很難想像導演不曾意識到時值辛亥百年──片中多次點綴場景的十八星旗：這鐵血旗曾在武昌起義時使用，某程度上是民國最早的國旗。後來仍由湖北政府使用了一段時間。十八星呼應着十八省，這反映着孫文的興中會、同盟會，其「驅逐韃虜、恢復中華」的目標，與仇滿的清末大儒張炳麟如出一轍：只重視漢人腹地的十八省，即基本上是「反清復明」的窄小許多的明代版圖。反而是改革派的康有為/梁啓超更注意如何保留包括蒙疆藏的大清版圖這燙手山芋：即沿用英國式的君主立憲，保留滿族君主為多元民族團結象徵，轉以國會治國施政。（然而近世的官方敍述，一直視康有為的「保皇」運動所保的是絕對君權，以突出新中國自詡的「進步」；但這進步只涉及君主的存廢有無，並非整個政制配套的軟件。）那時，清末留日的滿洲學生，預計巨禍將臨、大清江山不保，於是在親康/梁的《大同報》上首先提出「五族共和」之說。辛亥革命後，改良派與革命黨協商，面對動盪不安的邊疆──外蒙隨後獨立成功──孫文改變初衷，而接納「五族共和」原則，並採用代表五族的「五色共和」為國旗。但孫文一直對這五色旗啣恨在心，視之為滿清餘孽，終於在一九二八年底以青天白日滿地紅旗取而代之。一葉知秋，簡單說來：帝制崩潰後的漢族中心的中國一直欠缺多元文化的觸覺及管治敏感。單以語文政策來說，重要的清代建築常有漢滿蒙藏文並列的牌匾──這在故宮、雍和宮、國子監均有遺蹟。廢科舉後的清末學堂，會要求學生在漢語之外，多讀一種重要的少數民族語言。這語言政策直接反映了「共和/親和」的誠懇與否的態度。試比較今天的加拿大，儘管法語人口是少數，法語仍是國家官方語言之一。雖然法語區爭取獨立之聲，年年不斷，但基本上是長治久安。
滿人自有其籠絡異族的手法，吸納藏族佛宗為大清國教已是對藏蒙的高級懷柔手法。清帝也支持回教的文化建設（例如吐魯番的清真寺），又在京城策劃回民市集，是兵力之外降服新疆的「軟勢力」。（不像今天，看着老區都不順眼，要大搞新建設才痛快。）而另一種舊式的建立邦交的手法很簡單：姻親結盟。乾隆就曾討了個維吾爾族的妃嬪。這並非是後來被《書劍恩仇錄》加油添醬，令人想入非非、捨身扶漢的香妃。此位老歿紫禁城的身發芬芳的褐膚女子，入宮前後不聞紅花會式的傳奇。時也命也！她只是舊帝國之間，大男人為安排族群關係而下的一隻增添風情的肉棋。又儘管這類「結盟」風俗歷久不衰，但對當代人而言，已太陌生、很難解釋了。
「文明教化」「科技輸送」尚且敵不過「和親」毀約所引爆的民族情緒。舉一反三。殖民者、多族裔國家的領導人，怎不要對少數族裔的文化尊嚴謹慎？
這系列「影評」羅列無數有趣小節，因為沈教授設法還原當年的史實，效果往往是令我們對煽情的國家主義重新思考，嘗試理解現代國家的誕生其實是在人類歷史上極晚近之事。而人的身份、對家國族群的認同可以很複雜微妙。當代人所屬的國家有時與幻想中所屬的深厚文明頗有差別。不要說一九一一年之後，中國不曾全部由同一個政府管治。就這麼一個我們的「現代中國」其實也剛滿百歲不久。相比之下，美國比中國年長兩倍多。
我記得數年前到廣西銀灘市一行，裏面一些老街原來曾是昔年的租界，一個觀光門匾上提及這曾被英、法、奧地利、匈牙利等國家共管。我不禁一愣：奧、匈曾是殖民勢力國家嗎？然後忽爾省悟那是已解體的奧匈帝國（Austro-Hungarian Empire）。在當代學者眼中：大清國不步奧匈或日耳曼等舊帝國解體的後塵，是近代國際史的異數，但不解體自有不解體的重大挑戰。
沈指出《讓子彈飛》內的一句對白：「莫札特是哪裏人」其實並不簡單：生於當年的薩爾斯堡、後納入奧匈，二十年代奧匈瓦解，今天的薩爾斯堡屬奧地利，於是莫札特變為奧地利人。在談《仙樂飄飄處處聞》時，沈教授對奧匈帝國的演變更詳細討論。片中主人翁軍官特朗普，本來只對舊帝國忠誠，但被後世捧為抗納粹的「奧地利愛國分子」。我也是讀這兩篇文章才解答了腦中銀灘市租界之謎：原來奧匈帝國曾參與八國聯軍之役。《仙樂飄飄處處聞》的主角特朗普帶了全部不足百人的兵力遠征大清。因立下大功，而嶄露頭角。我不禁遐想，這個已逝的奧匈帝國，除了在廣西銀灘，分到過別的租界豬肉嗎？
沈教授出身報業世家。早一輩的才子陶傑與他背景相近，然而言論似較沈激進。此時此刻讀這批文字，不免令我把沈旭暉歸入溫和的自由派之列。我希望他不會對我的分類生出反感。正當劉曉波、艾未未的聲名日上、粉絲眾多之時，是否溫婉的識者的聲音越加稀少？更應支持？
此刻中港之間，各自之內，對立的聲音與姿勢越發嚴峻。我想我的康有為電影過去兩年曾經在知識分子間引起一些討論的原因是：影片重訪了現代中國誕生前夕的改革與革命之爭。辛亥百年之後，社會的分化與對抗遙遙呼應晚清的激盪。當年大清國勢日衰，今天的中國似乎仍在蒸蒸日上，而猶令國內外學人提出這類比較，只昭示了今天中國的隱疾之深。其實只要數一數沈教授在本書內列出的對中國刺激的鏡頭、場景，大家心裏有數。
我提出這些想法，是因為沈旭暉的文字，無論多溫文爾雅，才識兼備，卻是在一個神經緊繃的歷史時空內出現。但因此讀者，包括我，亦感謝他予我們一些平靜，滋潤性的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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