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振英身為香港特首，接受美國記者訪問的表現，十分失禮。美國記者問到香港是否會引渡斯諾登，梁特說的是"I cannot comment on individual cases"，好吧，那當你是拿不了主意，要打官腔，記者也見慣不怪。問軟性一點的問題吧：「一國兩制實際上是如何運作的？」梁特談不到兩句，又重複同一句話。問甚麼，都答這句。整個訪問，成了一場諧趣劇。短短兩分鐘，梁振英的「我不評論」重複了七次。
林公公走後，人肉錄音機再現江湖。堂堂特首，完全不着邊際。坐在電腦前看着那段彭博新聞社的專訪，身為一個香港人，我感到無地自容。女記者看着香港特首笑容滿臉、嘴角含春，但其實是一個壞掉的錄音機，心裏早就笑得上天下地了。
斯諾登的事情，來得太快，也太大，輪不到梁振英說話；一切要等北京決定，給個說法；要等中聯辦操盤，他才不打那套太極。斯諾登完全是一國兩制計算之外的意外，才暴露出香港當下的政治體制最困窘的一面。平日的特區政府，說話也不會虛到這個地步。港府推出一個政策，事前要做的工夫早已做了，要請示的人也早請示了。除非中方自己兄弟鬩牆。否則端出枱面的，縱是得到再差的民間反響，也有中方的全力支持。
公元835年，唐文宗與朝臣密謀誅殺宦官不成，朝臣反被陷殺一空。皇帝事後被軟禁、架空，「天下事皆決於北司，宰相行文書而已」。香港的「北司」，亦如是作，架空本地文官系統；政府大小事要由北司決定，又能有多顧本地的政經情勢？甚至本末倒置，要香港犧牲，遷就中國，也是常有之事。一切都要等中國的order，所以香港特首就成了一個永遠「不評論」的機械人。
現在問題已不只中方是否收斂，而是香港自己也建立了一套事事顧全大陸、每每請示中國的事大文化。朝野上下，都是如此。連大陸來的遊客，也似乎高人一等。
二十世紀初，日本殖民韓國。武力脅迫自是當然；在內政上，有日本的「統監府」、有日本人做的「顧問」。名為顧問，實為全面奪政之先聲。香港有多少類似機關和人物，自己想。03年以後，中國是不是大舉殖民香港？香港是不是事事以中國為先？這個individual case，各方中共關係人當然也不會評論，但香港人自己心裏有底，起碼要認清形勢，知道自己實為「低人一等」。否則，對着形勢比自己強的中國，還吹噓、催眠自己有能力包容、拯救、建設甚麼甚麼，就是不知人間何世，用對中國之善意，鋪成了香港人的地獄之路了。
盧斯達
自由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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