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國家安全部（National Security Agency，簡稱NSA）的外判人員斯諾登決定大爆這個部門的內幕，並且逃來香港。在習近平訪美期間他來香港，為美中之間的互動投入微妙變數。但太多人集中焦點在美港中三地政府之間如何，而並無了解斯諾登為何選擇香港的技術和政治背景，以及香港長期以來在國際情報界的戰略位置。
其實NSA在1997年前與香港甚有淵源。在1997年前，英國政府通訊總部（Government Communications Headquarters，簡稱GCHQ）與澳洲政府國防部，在香港設過多個監聽中心，包括了赤柱舂坎角（1982－1995，在赤柱軍營內）、小西灣（今日小西灣邨）和大帽山。而根據英國與美國簽署的截取訊號共享協議，很多截取得來的中國通訊信息都是交給美國。所以，NSA中人對香港並不陌生，筆者相信由於香港的有利位置，像斯諾登等經常來訪香港並不奇怪。熟悉香港環境，對斯諾登匿藏相當有利。美國在中南美洲，長期以來沒有太多這類監聽中心，斯諾登根本不熟悉拉丁美洲環境，又怎逃去那些地方？
另一方面，香港是世界少數可以隨意買預付SIM卡，而不限數量兼任何地方都買到的地區。再加上鴨寮街一帶有大量連IMEI（International Mobile Station Equipment Identity，每部電話理論上獨一無二的辨識碼）都假的中國山寨電話，就算香港的Wi-Fi網絡，收費那些都可不作任何身份登記便可以使用，更不要說香港不少家居的無線路由器保安形同虛設，香港人口密集，街上偵測到的Wi-Fi訊號之多和亂，相信世界少有，隨便入侵一個路由器借來打打網上電話都不會太難，只要斯諾登不使用任何固網電話線路，不要說美國人，香港警察都不見得可以掌握斯諾登行蹤。斯諾登作為網絡方面的專家，他比起很多人都清楚香港在這方面的優勢。
再加上香港的公務員清廉，不像拉丁美洲的官員可以隨便用錢買通，被消失都沒人知曉。而在香港仍然有言論自由，國際傳媒仍然有派員駐守香港情況下，港府亦不敢輕舉妄動。如果北京都不知如何處理這件事的話，以梁振英的兒皇帝性格，他更加不敢妄動。這些因素，都是斯諾登選擇匿藏香港的原因。到底那裏才安全，斯諾登這類專業情報人員比很多人都來得清楚。
由於技術上的有利因素，相信這個捉迷藏遊戲，只要斯諾登的財政許可的話，都可以繼續玩好一段日子，對梁振英以至北京造成困擾。一方面，有了斯諾登在香港，美國有藉口向北京要求在香港增添情報人員緝拿斯諾登，北京亦難以拒絕，這無疑給予機會美國重新增強在香港監聽實力。另一方面，斯諾登不滿美國亂竊聽，亦不代表他會贊同北京現時網絡封鎖等做法，有這樣高強的黑客在香港，一旦北京有意與美國合作，他在香港與其他黑客聯手發難，勢必成北京網絡封鎖人員的災難。葉劉淑儀以前保安局局長身份，請求斯諾登離開香港，應該有一定情報消息在手作根據。
當然，美國NSA對網絡通訊的大規模侵擾，確有侵犯私隱之嫌，只不過，NSA這樣做，亦非斯諾登所講完全沒有理由或純粹邪惡之舉。在冷戰期間，NSA也好，英國GCHQ或澳洲國防部相關部門都好，他們截取通訊的目標都不在平民，而在蘇聯、中國一類共產國家。就算美國和英國最具實力的監聽技術人員，都集中在西德、西柏林、香港、塞浦路斯這些前沿地點。但九一一後，美國發現恐怖分子利用互聯網以及各類資訊科技新技術四處聯絡，加上恐怖分子在美國本土搞事，NSA為尋找這些隱身於平民的目標，才迫不得已實行稜鏡行動，大規模取得網民資料。
斯諾登其實應考慮提供一套有效的策略，避免大規模像PRISM以無差別方式挖掘資料侵犯私隱的同時，亦可以盡早透過偵測互聯網通訊緝拿恐怖分子。否則恐怕斯諾登的做法，將會好心做壞事。恐怖分子在意識形態上的瘋狂，並不會憐憫無辜平民。
黃世澤
時事評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