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的國際商業及金融中心氣氛，在中環花旗銀行大廈大堂幾家咖啡店飄出來。
衣着簡潔的男男女女，在大沙發、小圓枱前坐着。手上拿一杯沒酒精的飲料，討論一天工作精髓。偶然一個穿筆挺西裝的洋中年從升降機走出大堂，肩上背着行山用的深色小背囊。殖民地時代已過，香港還是不少外國人借來的空間，因經濟脈搏聚居。一切若果有變，不知道是香港捨不得他們，還是他們捨不得香港。
八樓辦公室裏的和黃前董事總經理馬世民（Simon Murray），每年有三星期還是要爬艱巨山峯，有時是非洲最高峯吉力馬札羅山（Kilimanjaro），有時是西藏。十年以前，他以約六十天徒步南極一千多公里，又完成撒哈拉沙漠馬拉松二百四十公里。創下不少紀錄的英國人，見到陌生的記者笑得像老朋友一樣。從半世紀前在法國外籍兵團（French Foreign Legion）當僱傭兵，轉談對香港佔領中環行動的看法，他選擇不認真：「去年佔領滙豐銀行總部的行動就很令人失望啊，我每天從那裏走過，怎麼一個一個帳幕都是空的？」他經常大笑，鍍上陽光的啡色臉孔，由兩顆湖水藍晶亮眼睛推開眼角皺紋。
從小在炮彈聲中入睡
戰爭敵我生死對決，明刀明槍，大概還有陣式可依，有時軍心難測，臨陣變異，敵我難分，「但在敵人面前，你必定有一種特別感覺。」從兵團到商界，為敵為友，如何判斷？他說，「當你事事順境，所有人都是你朋友，去問問李嘉誠先生，所有人都是他朋友。但當你形勢不好，哈哈哈……」。離開和黃以後，每次接受訪問，他總被問及與李嘉誠的關係，然後，他每次都把李嘉誠變成笑話。私底下兩人交情深淺，他們自己知道。
「在兵團裏，你也學習了怎樣避免敵人？」
「你是要學習怎樣跟同僚去相處。當年有五十五或五十六個不同國籍的人種，而你經常要背着槍枝翻山越嶺，需要找一個互相扶持的人。」
他撰寫阿爾及利亞行軍五年經歷《Legionnaire》（從頂尖軍團到香港大班），有過割取人頭的血腥一幕。話說兵團裏有人變節，把一個軍官殺死。馬世民與同僚奉命到山林搜捕叛將，這絕對是你死我亡的差事。最終三個通緝犯被他們成功擊斃，可是，他們沒有相機，不能把三人樣貌拍下確認身份，最終奉命再返現場，由同僚把兩個叛將屍體的首級割下，馬世民負責揹在背囊裏，滴着鮮血走十公里，把兩個人頭帶回山谷的指揮中心，確認樣貌為目標人物後，再命他把首級掉到叢林裏去。
「是誰把兩個人頭放在湯裏？」記者問。
馬世民聽了又笑起來，「『Who put the heads in the soup?』，這是不是一個很好的書名啊？」情節是這樣的，入夜後，大家都喝過湯了，其中一個同僚突然興起要惡搞一番，把兩個首級撿回，放在一煲額外的湯裏煮，然後特地招呼他最討厭的一個德國兵，兵哥把湯放到口唇之際，惡搞同僚從湯裏撈起兩個人頭，德兵雖然沒有真的喝下加料湯，但已嚇得反胃大吐起來，旁邊士兵都放懷大笑。
「戰爭裏的蠻荒世界，人是何等被貶抑，我承認，那時人性墮落，與現在於文明生活相比，簡直是不可能的。」半世紀前的戰爭殘酷經歷，他說不會成為今天的噩夢，也不太喜歡把參軍經歷牽連為商場的成功訓練。但若果商場如戰場，正如他說，「戰爭不是誰對誰錯，戰爭真義，是當它完結時，誰人可以留下來。」
有一種成功老闆的特質，天生精力驚人，分分秒秒啟動着「摩打」，不能停下來的。腦在思考，坐言起行，不能容忍廢話，眼前有一張紙碎，都必定立即被他清除。直覺地，馬世民屬於這一種老闆。他七十年代末寫行軍五年經歷，三個星期就完成了。他在軍隊所記錄的日記，比聖經還要厚，所以他寫書很簡單，用清晰的思路把記錄加以取捨，不思前想後。他寫書、做事、做人，不空談夢想，一切都是實際生活的能做與不能做。
在戰爭裏成長，他八九個月大就習慣在隆隆炮彈聲音中入睡，「隆，隆隆，隆隆隆，」他定睛，像催眠一樣哼出遙遠的炮彈聲音。「我被抱着走進很深很深的地牢，炮彈聲響起，很多尖叫聲，大家都很害怕。」他自小跟哥哥在託兒所長大，母親跟父親離婚後，身無分文，直至上一代長輩出面向生父交涉，才得到上公立寄宿學校的學費。
「請恕一問，有說你是在被遺棄的家庭中長大，這與你年少到法國當兵有關係嗎？」
「被遺棄？」他又哈哈大笑了。他把父親與母親的故事說出後，還故意說：「你知道我所有秘密了。」
故事是這樣的。馬世民的父親在兒子只有兩星期大的時候跟妻子離婚。馬世民從未見過父親一面，直至十五歲時，母親告訴他，父親從軍已死，所以，他十九歲時加入法國外籍兵團時，根本不知道父親仍然在生。五年後他離開軍隊，在歐洲遊歷，當他在瑞典浪遊時，每到一城，都透過郵局傳收信件。命運巧合地把他與生父相連，一間律師樓，把他父親的一張彩票誤寄給馬世民，他好奇下追查，知道父親尚在人間，於是透過律師樓把彩票寄回原主，並加上短箋，寫着：「親愛的父親，這信誤傳給我，若你中獎，我得分一半。你的幼子Simon」。三個月後，父親回信說：「我們輸了，所以，你甚麼都得不到。我現居於倫敦鄉郊，倘若你在英國，不妨來找我吃個午餐。」沒有人知道馬世民心裏怎樣想，按他所說情節，他回到英國，並在香港怡和洋行找到一個職位，在離開英國前一天，決定去見父親一次。「來香港前一天，我跟他午餐，三個月後，我收到他妻子的電報，說他過世了。只見過他一天，我並不為他感到難過，他對我並不重要。」
「見面時你跟父親談了些甚麼？」
「我主要是聆聽。（記者：他說了很多？）是。祖父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死去，祖母從此酗酒，在著名的Claridge's Hotel酒店擁有一個套房。父親從小被祖父母寵壞了，成長時替他交學費，他是第一個參加蒙地卡羅賽車的英國參賽者。他旅居新加坡，住進萊佛士酒店半年，一九三七年在巴黎跟媽媽結婚，收到五萬英鎊作禮物，可能等於現在的近二千萬英鎊。」他口中，父親是個花花公子，一直過着很好的生活。「他形容自己是個紳士，職業：紳士。哈哈哈。在我出世紙上寫着，他不過是個很低級的軍兵。」他諷刺能力極高，但訪問裏，卻也很會體諒別人。
他父親母親的故事當然不是秘密，但七十多年後重新面對陌生人提問，可能一直虛掩着的感情，逐少逐少流出。
「你爸爸有對你說，多年來想念過你嗎？」記者問。
「沒有，沒有，大家都沒有情緒化，他只是說一句『兒子啊』，然後深深擁抱一下，再帶我去酒吧，裏面全是他的熟朋友，他向人說我是他的兒子，並說我剛離開法國兵團。」
「你這一生只見過父親一天，擁有一天父親的感覺怎樣？」
「那令我很獨立。」
「某程度，你像父親，一樣喜歡探險。」
「他不是探險家。我只是外表像他，但我不認為我們的性格相似。我跟他很疏離，沒有任何感覺，一點感覺都沒有，沒有，是零。」
「你恨他嗎？」
「不！」
「你愛他嗎？」
「沒有！」
「他像個陌生人？」
「他是個陌生人啊。二十六年後見面，前此他在哪裏啊？」
「為何你要去見他？」
「我是很好奇，明白嗎？你又會不會想我做你父親啊？」這一問，記者也乾笑一下，來個間斷。不敢肯定馬世民是不是開始認真了，看他等待答案的一雙眼睛，他不再大笑。
看香港的眼光沒變過
四十七年前開始在中環上班，馬世民目前仍是中環的國際商家，現任投資基金GEMS（湛思投資）及礦業公司嘉能可主席，二○○七年辭任和黃非執行董事後，現任長江實業及東方海外的非執行董事。八四年離開怡和後加入和黃，翌年為李嘉誠從置地以二十九億元買入港燈，八七年又收購加拿大赫斯基石油四成多權益，至九三年，有說他因為支持彭定康政改方案，令靠近中國的李嘉誠尷尬，兼且當時李澤鉅與李澤楷逐步接手公司業務，他在李家王朝的國師地位轉淡，最終於九三年辭去和黃董事總經理一職。
二十年後，香港人看社會，包括如何看待香港首富，已經有了變化。
「香港人不滿足於現在的政治情況，希望可以選舉自己的政府。」
「我不感到驚奇。」馬世民不反對民主，但他花了好些時間討論對民主的看法，他把民主國家的政客如何以國庫換取選票支持，歐洲國家包括希臘、意大利、法國、西班牙以至葡萄牙等民主政府如何負債纍纍，所有數字，一目了然。他甚至舉出俄羅斯選出普京，以及德國的希特拉也是從民主選舉產生。但其實，所有民主政治所發生過的壞處，大家都知道，但這不是香港進一步發展民主的單一考慮。
「那麼當年你為甚麼要支持彭定康的政改方案？」記者問。
「那是因為想令香港成為國際關注焦點，另外也為七萬五千家庭爭取居英權，以免香港流失最好人才。……我們（英國人）是可以永遠留在香港的，但我們不想香港人感覺被遺棄，我們五十年前就可以給予香港民主，但若然這樣做，中國會爆發，甚至入侵香港，這是我們的憂慮。」
為了聆聽法國兵團歌曲，馬世民帶記者及攝影師進入他的私人辦公室，興致勃勃重溫他個人電腦裏的兵團歌曲，又看他在南極忍受狂風轟擊的情況，最後還玩了一下從iPhone裏拿出英鎊的小把戲。離開時，他笑着指指門上的小鐵牌，上面寫着：「Friends welcome, Relatives by appointment」。
他是一個有趣的人，話題永不止息，可是，商人一方，似乎仍未了解香港社會要求爭取個人權利的成熟想法。那個有限度施予民主與有限度施予居英權的時局已成過去，馬世民依然看香港跟三十年前無異，「都是一樣的性格，一樣的地方，一樣的法律，我不會感到從中國而來的壓力，你不會見到有解放軍在街上。」
中環脈搏還像昔日一樣跳動，中環裏的人跟中環外的人，一個階級跟另一個階級的政治想法，是不是真的注定難以調和？
記者：冼麗婷 攝影：何家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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