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人治港，有人認為是本難讀的書。
香港管治之困難，在於過往成功是有特定條件，不尊重歷史及知識，注定撞板。英人之治術，並無留下檔案紀錄，只能像砌圖一樣拼湊而成。首先，英人原本只想在中國找尋通商，以香港作立足點，尤其是太平天國這場世紀內戰，生靈塗炭，長江流域沿岸城鎮破敗不堪，對英國茶葉貿易影響至巨。香港起初作為商貿據點，逐步發展出金融銀行業，滙豐銀行積極參與清廷貸款融資。香港是英人重商主義歷史產物，這是現代香港起步點。
民族救亡運動 求富求強
英人對香港是有一套經營策略，跟近代民族主義的中國分道揚鑣，當民國時代全中國捲入激烈反傳統主義時，高舉五四旗幟，香港則將前清遺老請到香港大學，成立港大中文系，保存國粹國學，也令香港與五四切割，與民族文化救亡絕緣。當五、六十年代中國又再陷入狂熱反傳統主義時，英人決定再成立一所中文大學，也看中了新亞書院錢穆，高舉捍衞傳統文化旗幟。英人經營香港人文化身份，背後當然有政治考慮，以免香港人捲入民族主義救亡運動之中，動搖殖民地政府認受性。
商貿與現代性是香港定位，在治術方面則將大英帝國殖民管治經歷應用在香港，早在盧押港督（Sir Frederick Lugard）年代，即成立香港大學那位港督，逐步實現就地而治（indirect rule），香港大學成立，有此管治考慮。英治時代香港蛻變成國際城市，有偶然一面，如49年後中國閉關鎖國，冷戰體系塑造了香港及三小龍工業化契機。但當中也有英人策略性一面，英治印度與香港最大分別，是英人在文化殖民政策有別，金文泰、麥理浩、尤德、衞奕信等總督，都刻意培植港人對傳統中國文化認同，而非殖民地宗主國文化認同。假如我們盲目硬套去殖化，結果並非去英國化，而是去中國化。回歸後教育改革，造成了香港新一代疏離於中國歷史文化，是最佳注腳。
也由於殖民地時代香港人身份構成中，包含了中國傳統文化認同，所以才令香港不至走上分離運動之路。今日強求政治認同，客觀上可能連文化歷史認同也失去，何其愚蠢！
六四是香港殖民地歷史上掀起一場最大規模的民族救亡運動，今日不少人已忘記廿四年前，內地各省市學生、香港學生高舉民族救亡旗幟，擔心中國會被開除「球籍」，要民主，要自由，反官倒，反貪污，是為了國家民族救亡，求富求強，不是因為核心價值、普世價值、人道主義關懷。當中轉變，實在值得深思。
添馬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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