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家住麗港城的小中產，在國家領導人出沒範圍穿上六四Tee；一個到內地設廠的商人，參加六四燭光集會後隨大隊遊行到警署；一個記者，向胡錦濤大聲發問是否聽到香港人平反六四的訴求。如果硬要在他們身上加諸一項罪名，那罪該當是「捍衞表達自由」。縱使三人都受到港府打壓，但對於悼念六四、守護歷史，他們從沒半點退讓。這份香港人的執着，每年6月4日晚上都在維園發熱發亮。
六四Tee男信正義長存
兩年前李克強到訪麗港城，住客黃先生穿上六四T恤落樓而被警察抬走，他才驚覺五年前過馬路衝紅燈而被「低調通緝」。事發後，五歲女兒每次看見他穿那件六四T恤就哭，回內地又遭公安截查。身為小市民，他當然怕，但照樣每年六四、七一上街，「驚都唔後悔，除非甘心做走狗。六四集會係話畀全世界聽，香港人仍然相信正義存在」。
生於內地的黃先生曾擁護中共，讀小一首先學寫自己名字，接着寫「毛主席萬歲」。他在香港上中學，歷史科老師說三反五反是人禍，他反駁是天災，「我對共產黨有好多解釋同體諒，國家進步需要時間，好多嘢佢都唔想嘅……即係𠵱家保皇黨講嘅嘢囉！分別係我真心以為係咁，𠵱家啲人係為私利揞住良心。」直至1989年，他終於對中共死心，「成個人好壓抑，香港陷入恐慌，百萬人上街又如何？共產黨都當你冇到」。
本來只想向李克強「揮吓手」的黃先生，沒想過港人連穿平反六四T恤的自由也失去，甚至被政權盯上。他去年到內地旅遊，友人順利過關，他卻遭公安截查，放行前，他問所為何事，公安答：「你自己諗吓啦。如果冇犯事，唔需要驚。」
黃先生無可奈何，惟有繼續上街，「遲早全港700萬人都被blacklist。香港人顧住生活唔係錯，但係冇好嘅社會，想生活都難。與其喺電視機面前拍枱，不如運用示威權利表達」。
遊行被控 商人撐到底
在內地設廠的明偉添前年參加六四燭光集會後，順道跟隨「踢保」示威者遊行到北角警署，結果被控參與非法集結。鮮有參加遊行的商人，與一眾社運分子同列被告，卻沒有想過退縮。明哥認為警方打壓示威和阻截燭光集會人流的措施不會奏效，「想嚟維園嘅香港人，幾辛苦都會照嚟。」
1989年6月3日晚上，明哥與數名在內地設廠的商家在朋友家打牌吃飯，通宵看電視盯着廣場的情況，「幾個男人唔會對住喊，我不停同人講嘢，掩飾自己嘅緊張，唔知其他人係咪同我一樣」。
屠城後，明哥的內地廠房工人不知情，地方官員卻「詐唔知」，「工人話學生騷亂，已經被軍隊趕走晒。我話有開坦克車、開槍殺人，佢哋唔信，仲話黐線」。有行家求助，說找不到貨車偷運兩噸重六四傳單回內地，他想也沒想就說：「擺上車啦！」他親自安排車子，看着傳單上架，再用膠粒蓋在上面。他盤算過，最壞情況是以後不能回內地。那時候，在內地設廠的商家都很熱血，上街遊行，在廣東省響應罷工，又捐錢給支聯會，「我有朋友十幾廿萬咁捐，大家都係用個人名義，唔敢用廠個名」。
過了幾年，行家熱情冷卻，他卻風雨不改參加六四集會，近年看見內地人一年比一年多，但進入維園的路卻越來越長，「有年警察封咗興發街，逼你經SOGO嗰邊入；之後嗰年仲離譜，叫我兜去泳池」。但他堅信，在這紛亂的時代，更需要捍衞集會自由。
無悔問胡總平反問題
當真相變得敏感，記者連發問的自由也失去。時任國家主席胡錦濤去年訪港，《蘋果》記者韓耀庭（圖）從採訪區離遠發問：「胡主席，香港人希望平反六四，你聽得到嗎？」他被警方以「太大聲」為由帶到後巷。事隔一年，他入稟告警隊非法禁錮的官司還未開審，網上抹黑言論滿天飛。韓耀庭認為，在文明的國度，一個盡本份的記者不該承受這種壓力，更不應被視為英雄。
這條「敏感」問題，韓耀庭事前思量了三晚，「機會得一個，最緊要簡潔，預咗冇得追問」。當時燭光集會人數創新高，加上李旺陽事件，他深感有責任提出港人心中一直揮之不去的疑問。採訪當天他6時起床，預早兩小時到場接受安檢，待胡看畢郵輪碼頭的展板，他就大聲發問。其他記者沒追問，大夥兒抬起攝影機跟着胡步行的方向移動。韓嘗試閃身走過去，卻遭警攔截，「喺香港採訪，唔係俾差佬，就係俾保安阻。我心諗，點解又阻我做嘢？」韓事後得悉他被帶到後巷時，胡錦濤回答記者兩個提問──對郵輪碼頭的評價，以及訪港感受，「都係『和諧』問題」。
此後韓耀庭疑遭監聽，電話無故「潛水」或斷線，一直不敢回內地，「執法部門變打手，問一條敏感問題，都會有後果。報道六四歷史，係記者嘅本份。如果報紙寫400字就算，電視台放三條，香港人就會淡忘。行家要堅持落去，直至中共肯面對呢件事，畀個交代所有中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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