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震遠及林奮強接連出事，作為治港權力核心的行政會議，職能及認受性備受質疑，隨時成為梁振英低民望下的陪葬品。為挽回行政會議的公信力，行會必須進行改組，短期內必須廣納人才入局，增加認受性，改變現時行會予人「用人唯左」的印象，否則只會劣幣驅逐良幣，令行政會議淪為「無議程便不用開會」的橡皮圖章。
根據《基本法》訂明行會的職責，主要是協助行政長官決策，但自回歸以來，這種職能卻不復見。就連來自親中派的曾鈺成也承認「今不如昔」，港英時代的行政局成員多為社會精英、領袖，發言具份量、「今不如昔」，雖然他昨日主動「修訂」言論，但也承認行會制度沿用多年，應把握落實普選的機會，檢討職能。
在港英年代，每逢港府有重大政策決定，均會由港督會同行政局作出，如果行政局成員大多反對港督的政策，必須記錄在案。這種明顯的職能，具備歷史因素，港督非由選舉產生，加上非華裔，在推行政策時，需先取得獲得行政局成員支持，並透過立法局達致共識，確保有效推動政策。在吸納成員入局時，除撇除極左人士，大致上用人唯才。
故此，由七、八十年代以英資財團為主，到回歸前彭督年代，就當時的行政局進行改組，財團色彩淡化，吸納的也主要是社會精英為主，無論能力及代表性等，均遠高於今日的行會。事實上，回歸後的行會成員越見親中化，用人唯左情況嚴重，部份成員更像是拉雜成軍的政界新丁，與以往行會備受政府高度重視、有審閱政策能力的機構分別很大。
主權移交後香港歷任三個特首，董建華年代尚有大法官楊鐵樑任行會成員，到梁振英一屆，行會部份成員明顯只屬政治任命，不但能力不足，品格審查也明顯出現大問題，最明顯的例子是容許張震遠在財困下，繼續審議港府重要政策，反映當權者對行政機關成員的品格要求極低，本身誠信也備受質疑的梁振英實在責無旁貸。
只要翻查資料，在殖民地年代，便曾發生有成員因親戚從事交通生意，在行政局商討交通政策時未有避席而最終被炒的事件，反映回歸前後當權者對行政機構成員的操守要求，實有天壤之別。
為挽回行政機構的公信力，行政會議改組事在必行，短期的改良方案，可吸納包括泛民在內不同背景的成員，但由於行會有保密制及需集體負責，就算行政長官願意邀請泛民代表入行會，泛民也會擔心在推行具爭議政策時，被迫服從多數，未必會冒險派人加入，故惟有吸納接近核心價值的人才「入局」，擴大代表性，才能真正落實行會的職能。
但長遠而言，行會的前景仍然悲觀，若未能落實特首普選，認受性及公信力固然繼續受質疑；若全面落實普選，行會的現有職能，最終也只會被執政黨所取代，成為歷史遺物。
記者呂麗嬋筆錄
成名
科技大學社會科學部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