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一一年，意大利青年作家保羅．喬爾達諾的《質數的孤獨》在上海譯文社推出，同名電影加持，一路暢銷。這當中自然也有爭議，但總的來說，「致青春」總是最討喜的寫作題材。近日讀他的新作《人體》時，反倒是有了不一樣的感覺。保羅．喬爾達諾顯然是一個聰明的寫作者，他又找到了一個有趣的敘事容器，將自己分明是準備不夠充分的經驗有模有樣地填充入故事中加以培養延伸。
相對《質數的孤獨》，我要更喜歡聚焦阿富汗戰爭的《人體》一些。如果說喬爾達諾聰明的規避了自然主義介入戰爭敘事的困難，那麼至少「其實每一代人都會經歷屬於自己那一代的戰爭」這個小志向，他寫的沉穩精緻。
但這種小志向卻也是舊瓶裝新酒的嬗遞。翁達杰寫作《英國病人》、石黑一雄寫《浮世畫家》都是創傷敘事，沒有任何戰爭場面，將時空拉遠到鳥瞰的距離，但現實人心的扭曲、壓抑又處處粘血帶肉地直指舊年戰爭記憶的嚴酷血腥。其實自然主義筆法在面對戰爭時，往往是卻步的。當代作家們繞着寫，擴大戰爭中隱喻的特性，這其實很奇妙，但也無可厚非。給軍人看鉅細靡遺的血肉橫飛場面，誰還願意去打仗。正因如此，喬爾達諾的實驗反倒是像一種經典敘事的習作，顯得中規中矩：「人與人之間看不見硝煙的戰爭，情感上的戰爭、家人間的戰爭……每一個書中人物都經歷了痛苦的蛻變，從不諳世事的年輕人到最終發現自己變成了自己都覺得陌生的成年人」，到底還是一個成長小說的內核。
同樣是今年推出的、小津安二郎唯一一部文集《我是賣豆腐的，所以我只做豆腐》中寫過他看待電影配樂的觀點：「我舉一個音樂和畫面的例子。攻打中國時修水河渡河戰一役，我就在戰場第一線，戰壕附近有一顆杏樹，開着美麗白花。敵軍展開攻擊，炮彈咻咻──飛來，機關槍噠噠、噠噠響着，中間還夾着轟隆的大炮聲。一陣風吹來，白花非常優美地飄散下來，看到此景我心想：這也算是某種呈現戰爭的方式啊！」小津筆下的「敵軍」是我國軍，而他眼前美麗的杏樹也並非家鄉的白花。他將這一與殘酷戰爭產生鮮明對比的意象拆解入悲喜劇的理解觀念中。小栗康平的《泥河》中，父親死於戰爭、母親被迫為娼的小男孩在到玩伴家中做客時大喇喇唱起父親教他的戰歌同樣是間接抵達卻極具穿透力。真的哀涼與迷惘，是機槍掃過時紛飛的杏花。同樣沒有血肉，卻不知為何，透着劇烈的哀傷。那才是真正的戰爭小說。或者說，反戰小說。
想要寫好戰爭是很難的。這種艱難程度甚至不亞於寫好日常。哈金在整理《南京安魂曲》寫作素材時說過一句很有趣的話，大致是屠殺那段日子的資料十分豐富，但屠殺過後那一年南京人是怎麼過的……沒有人知道。都要靠想像。彈夾與素歌，其實要寫過海明威《永別了，武器》中那些逃離火海的螞蟻，還是有點難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