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毛孟靜和范國威在《蘋果日報》六四專題的言論，「城邦本土派」領軍人物陳雲昨在面書宣佈，要跟二人「分手」，並批評二人的所謂「溫和本土派」是「自我閹割」。窗外雨勢忽大忽小，這則「本土派」分手消息，讓我想起學生時代隔岸看台灣的體會。
八九前後，大學的學生報社訂閱不少《人間》、《南方》等台灣刊物。九七前夕晦暗不明的那些年，處於曖昧躁動社會氣氛的香港學生，看見台灣媒體諸如「亞細亞的孤兒」之類的字眼，感同身受。最近熱爆香港的關鍵字「本土」，是當時這些台灣書刊經常出現的主題。
來了香港當《號外》主編的台灣人張鐵志概括戒嚴到解嚴的台灣，就是「1980年代共同反國民黨體制的知識界，在90年代隨着統獨、省籍意識的激化而逐漸分裂。」
在《黨綱》主張「建立主權獨立自由的台灣共和國」的民進黨，經歷在野、陳水扁執政到下野後，時任黨主席的蔡英文四年前發表了一篇〈以新本土觀捍衞台灣〉的文章，提出「過去在政治攻防中，尤其在選舉過程中，有些人有意無意的把『本土』窄化成一種排他性的觀念。這種窄化的本土詮釋忽視了移民社會最需要的包容，跟我們團結成為生命共同體的需要是矛盾的。」
她說：「台灣主體意識已經成為這個社會的共識。我們應該有足夠的自信，可以把『本土』重新詮釋為一個包容性的觀念，讓這個社會所有的新舊移民不分族群都能共享『本土』。」
我明白，台灣和香港情況不同。不過，由當年我們到台灣交流，同學總被情治單位帶走盤問「是否馬克思主義者？」的威權年代，到已經歷五次總統直選和二次政黨輪替的民主洗禮，台灣這廿多年總有些經驗值得參考。
陳沛敏
記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