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大半年，香港政經生態有一個畸形現象，正是：這邊廂「俊華水塘」滿瀉，那邊廂「振英水塘」乾涸！
所謂的「俊華水塘」，是指以財政司司長曾俊華為首的財金官員，手握7,340億元財政儲備（相當於政府差不多兩年的開支），但卻以「審慎理財」為由，向全港市民表演「財爺老神在在，庫房不動如山」。
所謂的「振英水塘」乾涸，是指以行政長官梁振英為首的土共游勇，手把手的把來之不易的「政治合法性」一手摧毀，一年不到就已經全面見底。而隨着張震遠這個最後的鐵杆兄弟當眾被梟首街頭，「振英水塘」裏的最後一滴水，亦都宣告人間蒸發。
「水塘」這個意象源自政治學巨擘羅拔道爾（Robert A. Dahl）。他以水塘比喻「政治合法性」（political legitimacy），大意是說：水塘的存水處於一個設定的水位，政治穩定性就可以維持；但一旦低於這個所需的水位，政治合法性就會岌岌可危。（註1）
港人皆見，以梁振英為首的土共游勇，其政治合法性的水位，可謂「沒有最低，只有更低」。
關於政治合法性，長話短說，非民選政權只能力求兩種合法性，其一是「意識形態合法性」（ideological legitimacy），另一是「表現合法性」（performance legitimacy）。（註2）
意識形態合法性，在內地主要體現為民族主義（例如「打倒小日本」），但在香港卻主要表現於本土意識（例如「光復上水站」），而梁振英則陷於「豬八戒照鏡，兩面不是人」的政治死穴。
他既要強調「愛國（黨）」、「內交」、「中港融和」，卻又不能不虛張「愛港」、「家是香港」、「港人優先」。諸如此類政治人格分裂的例子，可謂多過莎莎門口的香水辦。順手拈來，就有5月9日舉行的行政長官立法會答問會。梁振英在開場白說：「我在《施政報告》中強調：在容易出現短缺問題的環節上，我會優先照顧香港人的需要……但我們同時要顧及內地居民的感受，辦好內交，處理好香港和內地的關係。」
但其實，一場「國教風波」，再加一幕「東北詭計」，梁振英已盡露「真愛黨、假愛港」的尾巴，根本沒可能會得到大部份香港人（尤其是新一代香港人）的認同，意識形態合法性恐怕已經接近「零」。
至於表現合法性，則主要分為「創富能力」、「賢能程度（meritocracy）」及「道德水平」三方面。
創富能力在香港（以至內地）主要指振興經濟的能力。這方面，梁振英可謂乏善可陳，而且財金系統是由曾俊華主理，即使有表現，首功在曾不在梁。
賢能程度則主要指管治班子是否社會最頂尖的精英。這方面，陳方安生不幸言中，正是「一蟹不如一蟹」，曾班子不如董班子，梁班子又不如曾班子，而梁班子更勉強只能算是三流班子（最不幸的是，前半生都在精英門外看的梁振英，本身也不過是三流料子）。惟其如此，梁振英才不得已地再三稱讚政務官這種港人尚算服膺的傳統精英。
至於道德水平，更加毋須細表，單看梁振英、陳茂波、林奮強、張震遠這「煎釀四寶」，在偷樑換柱之際，於偷雞摸狗之時，情不自禁地流露出的涎皮涎臉貪饞食相，當今世上也只有周星馳作品《唐伯虎點秋香》裏的「東淫、西賤、南鹹、北濕」能夠相提並論。
梁振英既無意識形態合法性，更無表現合法性，如今再加上「頭號梁粉」張震遠的「政治被自殺」，一部關於中共權鬥移師香港擂台打一回的「中港合拍片」，看來已經盛大公演，而梁振英這個渾水摸魚的「中國合夥人」，恐怕已經離死不遠。
那時候，乾涸的水塘底，在紅太陽的照射下，就會露出大大小小又白又乾的鵝卵石，叫人想起海明威的《戰地春夢》……
（註1）Robert A. Dahl, “ Polyarchy: Participation and Opposition （pp. 124–188）.” New Haven （Connecticut）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1.
（註2）Dingxin Zhao and Hongxing Yang, “Performance Legitimacy, State Autonomy and China's Economic Miracle.” CDDRL Working Papers, April 2013; Daniel Bell, “Real meaning of the rot at the top of China.” Financial Times, April 23, 2012.
孟國忠
自由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