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幾天，著名社會學者David Harvey接受德國《明鏡》雜誌訪問，說當前資本主義制度最尖銳的矛盾不是階級矛盾，不是勞資對抗，而是城市生活的改造與反改造。他認為，近幾年在一些大城市如紐約、倫敦出現的群眾反抗行動如佔領華爾街就充份反映了這個情況。
David Harvey認為，自二次大戰以來資本的主導權不僅在於主宰勞資關係，還在於改造一般人的生活空間，還在於大規模的都市化。以美國為例，二次大戰後能迅速復興經濟，安置退役士兵，擺平社會矛盾，靠的是大規模的都市化發展及興建大量市郊住宅區，改造城市之餘更改變市民的生活面貌。當上班族從擠逼的市中心舊樓區搬到市郊寬敞的小區時，他們的怨氣消了，對制度的不滿自然煙消雲散。
中國走資後，行的也是同一條路。透過城鎮化建設，一方面刺激經濟，一方面把潛藏大量社會矛盾的舊區舊城拆掉，把居民分散到各小區，矛盾便會逐步消除，衝突也會變得零星瑣碎，不致釀成大禍。
不過，Harvey認為都市化策略是有極限的。持續以資本，改造城市空間及面貌，把城市rebrand得更高檔，公共空間便變成貴客的禁臠，原來掩蓋了的社會矛盾如貧富懸殊重新暴露，一般人也覺察到自己的生活空間原來任大商家、大豪客宰割。這樣下來，他們便會參與抗爭，令大都市重新成為反抗運動的戰場。
不管是否同意Harvey的說法，金融海嘯以來各地的抗爭委實有不少以城市空間的使用權為主要訴求，香港人對自由行遊客的抗拒，對中港融合的反彈就是典型例子。柏林民眾反對Spree河邊建豪宅同樣反映這股情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