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名的士司機遭警方控告濫收車資，多收了5毫車資，且當時乘客並無異議，事後才向警方舉報。有人認為律政署就此以公帑提出上訴是浪費；然而，筆者有一個不一樣的看法。
在法理上，多收5毫自然是觸犯法律，唯一的辯論點是乘客當時沒有即時指出並要回5毫；但其實乘客可以在下車後才發現，即使在乘客下車前已詢問乘客數目對不對。因為這一條問題並不能確保乘客對少收5毫知情；反而，如果司機詢問是否介意少收5毫，則可視該5毫為「貼士」。所以，在法律上，幾乎已毫無爭議。
在道理上，得知有人犯法且舉報，完全合乎公民責任；可是，有人會認為該乘客小題大做，甚至浪費公帑。這些人也許過於自我中心，對他們來說，5毫可能是小題；但卻不能把自己的價值觀代入他人之上，可能對其他人來說，5毫可以是大題。如果多收50元又有沒有問題？如果多收50元應舉報，為甚麼多收5毫卻不應？難道罪惡的嚴重性較低就不是犯罪？
在情理上，根本不應說情理。如果一件罪案（儘管是小罪案）要講情理，那麼香港還有法律嗎？因為你在情理上說得通就不犯法，對現行犯施不合理暴力、警方嚴刑逼供等等都不應被起訴嗎？在情理上，能商榷的只有判刑的輕重，而不是起訴與否。
在法理情之後，筆者希望談談浪費公帑。有人認為為5毫起訴乃浪費公帑。誠然，筆者都認為5毫十分雞毛蒜皮；可是，對的士司機慣性收多5毫卻有莫大影響。筆者並不在意司機是否多收5毫，在意的是司機慣性多收5毫的心態，即是香港話的所謂「老奉」。這一起訴，不論入罪與否，都對司機有警告作用，起碼當乘客要求找回5毫時不會拒絕（筆者曾有過這種經歷）。對單一案件而言，浪費公帑的看法其實不無道理；但是，如果把目光放至整個的士行業，這筆公帑卻不是浪費。
5毫可能不足以動人，卻足以帶出社會一些謬誤。
周韋樂
自由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