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久以前，演員蔣雯麗在接受採訪時曾無意間提及自己的姐姐很漂亮、長得像「那個時候的阿爾巴尼亞人」。這頗具年代感的譬喻，在如今的日常語言中已經罕見。想來日常譬喻總是隨時易世變而不斷生成與消亡。阿爾巴尼亞，這曾與中國人「親如兄弟」的老朋友，隔着歷史鴻溝，似已錯過了中國太多變化，而中國又遺失了他的太多信息。而我們與他們，在小說中重逢，更是到了上世紀九十年代，才令人有機會重拾舊時光的包漿。似是故人來。
二零一二年，花城出版社出版了六本「藍色東歐」叢書，其中就包括阿爾巴尼亞著名作家伊斯梅爾．卡達萊的三部長篇小說。這不是兩國交惡後，卡達萊作品第一次出現在中文世界。一九九二年，《亡軍的將領》曾在中國出版。台灣地區則在二零零一年出版過《慾望金字塔》。二零零五年，卡達萊獲得國際布克獎以後，重慶出版社引進了他的名作包括《夢之宮殿》、《破碎的四月》等。因阿爾巴尼亞文學與政治的緊密關聯，又因卡達萊熟稔於對於民間傳說進行裁剪修葺，他找到了獨特的觀察及審判極權統治及其標配的嚴酷政治清洗的敘事容器。令人耳目一新。
花城系列中的《錯宴》是一則隱晦的政治寓言，像極了卡夫卡式的荒誕小說。二戰期間，城中名流古拉梅托大夫為了營救被德軍扣留的人質，邀請有過同窗之誼的德軍指揮官來自己家赴宴。事後全城人誤以為他是叛徒，這場說不清楚的宴會在戰後帶給了他沒頂劫難。題眼「錯」字是古拉梅托大夫命運的偶然，但「荒誕」背後站立的是無可補救的歷史遭遇。荒誕背後總是站立着無言的恐怖。在那樣的時空背景之下，人的教養、品格、性情、經歷全都不重要，只要遭逢到一兩個隱晦的「錯」，人生全部努力都將灰飛煙滅。
《誰帶回了杜倫迪娜》則更是一出迷人的寓言。如果說翁達杰的《英國病人》側寫病態的戰爭遺民已達詩化，那卡達萊則是穿上了舊時民間傳說的外衣，隻字不提戰爭與流血，只在大小隱喻奇觀中素描破碎心靈的群像，靈異故事背後站立的全是政治現實。翻譯家高興認為，《誰帶回了杜倫迪娜》所表達的「是一種集體主義價值觀之外新生的一種以個人的承諾、對主體自立的渴望為基點的現代個人主義」。但小說的救贖隱喻又複現着古老場景的動人之筆。像班揚《天路歷程》的救世傳說，遠遠從田野與教徒打了照面的來人名叫「世故先生」（Mr. Worldly-Wiseman）。影射、諷刺、及其看似天真的敘事技巧後，都躲藏着世故的利刃，那才是如杜倫迪娜帶回的阿爾巴尼亞民族的良知。世阿彌《風姿花傳》中寫花的「余艷哀婉」之美，借來形容《誰帶回了杜倫迪娜》實不為過。有奇情、有質趣，花後還有未盡解開的姿儀。哀婉建立於卡達萊凝望故土，家園及傷痕纍纍的同胞時最曲折的心意。魔幻現實主義的本質，是為借魔幻刺破現實迷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