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幾年，商界普遍被視為香港幕後統治者，然而到了梁振英時代，情況似乎豹變，從對樓巿措施的反應可以看到，商界的權力基礎呈現不穩現象。
中國政府決心干預香港內政，商界頓成攔路虎，由北京對待商界態度的細微差異，應該約略感覺到肅殺氣氛。商界可粗略分為中小企和地產商兩部份，在中國改革開放初期，該國地方政府奉中小企為上賓，頗有予取予攜的氣勢，但經歷數十年光景，經濟環境大相逕庭，尤其中國廣東省推動產業轉型，實有趕客歸家的意味。中小企雖有怨言，因為統戰價值急劇下降，只能換來冷待漠視，理所當然地被排擠出權力範圍。
財雄勢大的地產商，也難以安寢無憂。他們的本質充其量是有錢的地盤佬，起樓技術又非獨門秘笈，有何政治價值可言？他們取得今日的地位，出於英治時代政府隻眼開隻眼閉，趁機組織人脈關係和依仗壟斷政策，建立無敵的主場優勢，延續至中治時代，只要政治風向突變，足下泥沙隨時土崩瓦解，幾個地產富豪捲入貪污案件，就是紅燈亮起的凶兆，後續手段接踵而來。如果筆者是中國政府，必定會恩威並施，一方面以商貿利益為餌誘敵深入，另一方面暗中恐嚇當地投資者的安全，迫令交出操縱香港的主導權。同時中國企業進軍香港巿場，從內部打破地產商的堅固堡壘，以共產黨的本性，最後反口覆舌，殘酷清算昔日盟友，到時他們可就變成孤魂野鬼了。
商界表面擁有特權，實際受盡掣肘，營商手段令人譁然，只要政客稍為煽動民粹，立即陷入輿論劣勢，兼之培養政治代理人不成氣候，弄至進退維谷。無論商界怎樣討厭民主，現實是保留這種高度排他性的政治體制乃非常危險的一件事。權力永遠有時間限制，即使今日能夠享受，難保他日事故迭生，屆時商界在政治上銷聲匿迹，只會禍患無窮。
綜觀現時的政治局勢，似是商界和左派較勁，而後者是中國政府的正牌代理人，可以預見北京企圖獨霸武林，商界面臨的壓力一定倍增，剩下的就是左味濃郁的泛民。商界泛民互相憎恨可以理解，但雙方均遭受中國對港政策急轉的影響，實際是坐在同一條船上，以「聯合次要敵人，打擊主要敵人」的統戰精髓，未必沒有合作的餘地。
商界和泛民的矛盾，在於既得地位的維護和福利主義的抬頭。難以否定民主政制動搖商界利益，但恐懼亦被無限誇大。二戰結束後，美國在日本引進民主，希望打破財閥的影響力，經歷70餘年，政商合一仍然存在，可見商界要適應而非抵制新遊戲規則。民主派可以開拓本土財團喉舌的政治定位，提供政策傾斜甚至政治安全，以換取營運援助。在福利政策的層面，商界或許要容忍一定程度的讓步，民主派過左的經濟政策也需大幅修正，醞釀能夠說服商界的財政哲學。政治就是骯髒利益交換的藝術，富豪後代和泛民新晉，應該深思這些組合的可行性，生存空間受威脅，就不得不作出重大妥協。
瑪倫
自由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