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同學培培一家三口來香港旅遊，太太和女兒去逛街，我跟他喝咖啡敍舊。
我們在上世紀七十年代做同學，所經歷的人事世事，不知翻了幾番新了。說起同學少年，依然是充滿了歡笑，我們兩個又正是班裏最調皮搗蛋的學生，我們的調皮搗蛋為自己留下了愉快的記憶，也令許多同學至今還有津津樂道的故事。那可能是這輩子生活最艱苦的歲月，但也是真正無憂無慮的日子。
當然，也不是個個老同學碰到了都可以如此相見歡的，培培說，隨着各自的成長，隨着際遇的變化，同學之間的差距也拉得很遠，於是，總有些人是合不來談不攏了。我說，那也是很自然的事情，物以類聚，人以群分，不可能同過窗就可相交一世的，身邊有一圈合得來談得攏的朋友，已是人生大幸。
我們順着歲月，東拉西扯，半個小時便理出了三十多年，那種感覺不是唏噓，而是奇妙，且有些慶幸。培培說，我們經常來往的幾個老同學，生活都算不錯，身體也都健康，這就很好了。我說還有可幸之事，就是我們的兒女也都像樣，學業不錯，工作不賴，性格也都像他們的父母，活潑開朗，調皮搗蛋，性格決定人性，有這一份遺傳因子，人緣會好些，朋友會多些，生活會愉快些。
一杯咖啡未喝完，這就說了兩代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