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短一個4月份，春雨不斷，冷暖交替，某份左派報章連續兩星期撰文回應一位老先生的言論，於此季節，也許過於哀傷。不管歲月變遷，負於李怡身上的重擔絲毫不變，他們就是忌諱這樣的一個存在，總是借機將先生的好意描繪成惡意，總是質疑說出真相的人背後有甚麼樣的動機。
在蘆山大地震發生前，李怡先後發表兩篇社論，記錄抗共思潮的發生和轉變。雖然當中略帶個人觀點，但上下兩篇總結下來，仍然以描寫事實為主調，探討97前後抗共思潮的差異，質疑大中華派「中國無政改，香港無民主」的思想到底可否令香港進一步邁向民主。社論帶出的觀點，僅此而已，但左派報章的回應，竟然指「李怡對於英國人施捨的這些虛假民主，感恩戴德，足見他是英國人的奴隸」、「李怡對英人治港五體投地」，實在匪夷所思。然而這回應，亦帶出一個更為悲觀的事實，就是英國人治下的香港，最少都有假民主，這點相信普遍左派都會認同；但他們極力隱瞞，中國人治下的香港，就是連假民主都沒有。
在大地震發生後，李怡亦先後在《爽報》撰文，呼籲港人捐款前三思，勿讓大陸貪官利用自己的善心行惡。除李怡外，多次採訪大陸的呂秉權，亦在電台節目上表示大陸貪污問題嚴重，指「中國紅十字會是中國退休官員的俱樂部」，因此「跑過大陸的行家，一個仙都不會捐」，關鍵字「一個仙都不會捐」，更名列某一搜尋器的熱門名單。大多香港市民都質疑捐款最終受益人不是災民，而是貪官。可惜，左派報章連同特區政府多位高官、立法會議員打出「血濃於水」論調，指即使受騙都要將一億公帑捐予大陸政府，無視一億公帑最終會落入貪官手上。
任何理智的人，都會在這次天災拒絕捐款予大陸政府，因為善款最終不會讓災民生活過得更好，反而助長貪官污吏的發生。更何況，在沒有天災發生時，北京總是以「井水不應犯河水」來指摘港人關心大陸異見人士狀況；在天災發生時說出甚具民族主義色彩的「血濃於水」，忽然間又變成一家人，難道就沒有矛盾？李怡連日來帶出的，只是一些簡單的道理，與冷血扯不上任何關係，但左派報章就會說「李怡陰毒並沒收斂，依然那麼敵視同胞，依然那麼冷酷無情」。
李怡所帶出的觀點，某程度代表了部份港人的觀點。那份過於殘酷的現實，即中國大陸的貪腐問題，以及貪腐蔓延至香港的問題，撼動了港人的同情和善心，為港人過往北望神州的幻想帶來了一道裂痕。過度期望帶來過度失望，這種甚具悲劇色彩的現實，最終會導致甚麼結果，或者可以從左派忌諱李怡開始說起。
去年8月，李怡接受《蘋果》訪問，表露自己由左到右、錯綜複雜的心路歷程。他坦承自己曾經相信共產主義能夠救國，因為當時國民黨治國的背景，加上解放軍入城並無擾民的現實，讓大多數的中國人都相信共產黨能夠拯救國家。他在經歷「反右、大躍進、文革初期、至四人幫倒台」，質疑自己、否定自己，並由掙扎當中找出一條忠於自己的道路。要說左派最忌諱的，不是理論，也不是旗海，而是理論和旗海背後，選擇忠於自己道路的個人意志。
誕生於十九世紀的尼采，同樣地活在一個充滿悲劇色彩的社會。當時尼采身處的普魯士，不只經歷戰爭，還有天主教和新教兩者間的文化衝突，社會主義興起以及工業革命後所帶來的空虛。種種複雜因素加起來，生於基督教家庭、擁有牧師父親的尼采，放棄了對宗教的研究，轉身投入哲學的領域，出版一系列的著作，宣稱上帝已死：上帝是死於祂對人類的同情，是人類殺死了上帝。
上帝已死，人類賴以為生的精神支柱崩潰，要重新建立，談何容易？尼采就在當中找到了答案，在悲觀中樂觀，名為「權力意志」的存在，讓人類透過意志成為超人的存在。
在講述超人論的《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一書中，尼采一開始就藉查拉圖斯特拉的口，質問太陽的存在價值，問道如果沒有它所照耀的，它的幸福何在；及後開始探討事物的價值，認為萬事萬物的價值皆由人所賦予，甚至人類本身的價值，都應該由人類自身來賦予。積極質疑自己、否定自己並重新確立自己的價值，實現自我超越，就是超人論的核心所在。雖然達至三種變形而成為超人的，於歷史上幾乎不存在，然而尼采的學說依然影響着整個二十世紀，讓大多數迷失的人都重新一次確立自己的存在價值。
任何一個選擇忠於自己的人，都會如尼采筆下的查拉圖斯特拉，質問太陽幸福何在，質疑一些理所當然之事的存在價值。尼采的論述，就如預言一樣，那些積極悲觀的人，必然會有這樣的特質，例如艾未未、劉曉波、趙連海等被中共判罪的異見者，他們並沒有做出確實傷害中共的事，但中共就是畏懼他們的意志，終有一日會動搖中共的政治地位。
要問一群盜賊最害怕甚麼，他們最怕的不是出現另一群盜賊，而是盜賊中出現不願同流合污的人。不信奉盜賊所建立的道德標準，意味新的道德標準將會誕生，久而久之，更多被盜賊定義價值的事物，必然會隨時間轉變而重新定義。這將會是盜賊們所不能掌握的未來，他們忌諱的，就是這樣一個未來。
范克
自由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