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們三人從香港飛達巴黎時，已是第二天早晨六點鐘。從戴高樂機場出發，乘了二、三小時汽車，到達巴黎北部一個農舍。農舍有十餘間房子，有幾間拴牲口的房子，有一個圍牆，周圍一片農田，沒有住戶、沒有商店。
巴黎四個會說中文的法國人、瑞士人，馬赫雅娜、燕保羅、皮埃爾、譚三山，為幫助「六四」後流亡法國的中國知識分子，成立了一個「愛麗絲協會」（A.L.I.C.E）。協會成員都是義工。農舍就是馬赫雅娜等人幫助我們找到的。
吾爾開希、劉燕、李祿、辛苦在我們前一、二天已住在農舍。三天後，蘇煒從香港來到農舍，加上我們一起「偷渡」的三個人，共八個人。當時我們已經知道趙紫陽、胡啟立被撤去了一切職務，江澤民當上了總書記。從這一天開始，我們八個人整整在一起談了三天，算是「會議」。我們共同結論是，必須振作精神，發出我們的呼聲，並成立一個世界性組織，為推進中國民主化而努力。與我和高皋一起到香港和巴黎的學者，他因為要到美國上學，不願公開自己的姓名，我們第一個《宣言》主要是他起草的，由法國電台和電視台以吾爾開希和我的名字在七月四日播出。三天會議後，籠罩在農舍的憂鬱氣氛似乎被驅散了，大家唱起了歌，高唱「革命樣板戲」。
在農舍，後來又來了幾個人，有來自上海的兩個學生。農舍是一個「各取所需」的「公社」，馬赫雅娜源源不斷地為我們供應食品、啤酒和香煙。農舍裏因整日吸煙而煙霧繚繞。
當時，大家同意，對外聯繫的電話只有一個人可以打，幾天後，另一個人也要求做對外聯繫工作，又過幾天，第三人說，他也要參與對外聯繫。這樣，這三人從早到晚不停地與外面打電話，因「保密」需要，其他人都不能過問。半個月下來，馬赫雅娜對我們說，電話費已超過二萬法郎，相當於四千多美元，這些錢最終來源於香港。
七月四日那一天，我們八人在農舍陽光下聚會，討論未來計劃。有一位二十多歲的學生說，為了中國的民主，大家都應當成為「職業革命家」，但立即遭到兩個人反對，他們已經聯繫好了，準備去美國的大學上學和當訪問學者。我總結大家意見說，每人都可以有自己的計劃，不能以民主的名義要求誰做甚麼。這一點，我後來深有體會。
我們八個人不是甚麼組織，也不存在誰領導誰，但大家似乎覺得，因為逃亡聚集在一起，八個人是一個整體。未來的「計劃」難達一致，現在做甚麼事一定要大家一致同意。在北京，我與高皋認識兩位巴黎學者，一位是中國共產黨早期領袖彭述之的女兒程映湘，另一位是長滿馬克思一般大鬍子的猶太人白夏。他們請我們兩人再帶兩三人去巴黎見他們。大家爭着去，吾爾開希說，高皋不要去了。我說，程映湘和白夏指明要見高皋。劉燕說，她負責對外聯繫，非去不可。吾爾開希要求辛苦留下，辛苦不說話，顯得很不高興，高皋表示，她不去了。我說，七個人、八個人差不多，大家都去就是了。我的話剛說完，辛苦一個人跑到室外，脫去上衣，跪在地下。這時正下着中雨，雖然是七月初，巴黎晚上的氣溫仍很低，在雨中久待十分寒冷。辛苦宣佈，「你們這樣鬧下去，我現在開始絕食。」我勸說辛苦回屋內無效，吾爾開希在雨中淋了一個小時，才把辛苦勸回屋內。
當辛苦踏進房間，兩個學生正在大吵。幾分鐘後，因吾爾開希突然暈倒，吵鬧終於停止。大家忙作一團，搶救吾爾開希。此時，正是七月四日深夜十二時。
這些分歧，微不足道，但因為發生在我們流亡的最初時刻，難以忘卻。從其中幾個人到國外的最早打算來看，他們都沿着自己選定的道路走着。與我一起出逃的學者在芝加哥大學研讀哲學，後來在香港任教授和研究員，在學術界有廣泛影響。吾爾開希在美國時，現在聞名全球的藝術家艾未未，是他在波士頓辦公室的僱員。蘇煒任教於著名的耶魯大學，出版了多本著作。高皋在紐約曼哈頓中城擔任了十年護士。李祿當時特別強調要成立基金會。一九九六年，他同時獲得了哥倫比亞大學法學博士、工商管理碩士和經濟學學士三個學位，他自行創辦了喜瑪拉雅基金會，管理風險創投基金及對沖基金，美國「股神」巴菲特的副手、巴郡公司（Berkshire Hathaway Inc.）副主席查理．芒格（Charles Thomas Munger），是李祿基金的主要客戶之一。他因向巴郡推介入股中國電池及汽車製造商比亞迪，使巴郡獲得高達十二億美元的回報。巴菲特希望李祿成為他的接班人，共同管理巴郡規模高達一千億美元的投資組合， 但李祿沒有此意。不過，比爾．蓋茨和巴菲特去北京那次，一定要李祿陪同，北京看在比爾．蓋茨和巴菲特的面上，不得不讓「禁止入境」的李祿踏上他祖國的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