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風雪停止之際，汴京已不再是帝國的首都──它在宋朝的地位，正被臨安（杭州）所取代；在北京，金朝人正用從汴京拆卸而來的建築構件，拼接組裝成自己的嶄新都城。汴河失去了航運上的意義，黃河帶來的泥沙很快淤塞了河道，運河堤防也被毀壞，耕地和房屋蔓延過來，佔據了從前的航道，《清明上河圖》上那條波瀾壯闊的大河，從此在地圖上抹掉了。一座空前繁華的帝國首都，在幾年之內就變成了黃土覆蓋的荒辟之地。物質意義上的汴京消失了，意味屬於北宋的時代，已經徹底終結。
六十年後，《清明上河圖》彷彿離亂中的孤兒，流落到了張著的面前。年輕的張著一點一點地將它展開，從右至左，隨着畫面上掃墓回城的轎隊，重返那座想像過無數遍的溫暖之城。此時的他，內心一定經受着無法言說的煎熬，因為他是金朝統治下的北宋遺民，用今天的話說，他是一個名副其實的「亡國奴」。惟有故國的都城，像一床厚厚的棉被，將他被封凍板結的心溫柔而妥貼地包裹起來。他或許會流淚，在淚眼矇矓中，用顫抖的手，在那幅長卷的後面寫下了一段跋文，內容如下：
翰林張擇端，字正道，東武人也。幼讀書，遊學於京師，後習繪事。本工其界畫，尤嗜於舟車、市橋、郭徑，別成家數也。按《向氏評論圖畫記》云：「《西湖爭標圖》、《清明上河圖》選入神品。」藏者宜寶之。大定丙午清明後一日，燕山張著跋。
這是我們今天能夠看到的《清明上河圖》後面的第一段跋文，字是行楷，寫得工整仔細，字迹濃淡頓挫之間，透露出心緒的起伏，時隔八百多年，依然漣漪未平。
張擇端在十二世紀的陽光中畫下《清明上河圖》的第一筆的時候，他並不知道自己為這座光輝的城市留下了最後的遺像。他只是在完成一幅嚮往已久的畫作，他的身前是汴京的街景和豐饒的記憶，他身後的時間是零。除了筆尖在白絹上游走的陶醉，他在落筆之前，頭腦裏沒有絲毫複雜的意念。一襲白絹，他在上面勾劃了自己的時間和空間，而忘記了無論自己，還是那幅畫，都不能掙脫時間的統治，都要在時間中經歷着各自的掙扎。
那襲白絹恰似一屏銀幕，留給張擇端，放映出一部真正意義上的時代大片──大題材、大場面、大製作。在張擇端之前的繪畫長卷，有東晉顧愷之的《女史箴圖》和《洛神賦圖》，唐李昭道的《明皇幸蜀圖》、五代顧閎中的《韓熙載夜宴圖》、趙幹的《江行初雪圖》、北宋燕文貴的《七夕夜市圖》等。故宮武英殿，我站在《洛神賦圖》和《韓熙載夜宴圖》面前，突然感覺千年的時光被抽空了，那些線條像是剛剛畫上去的，墨迹還沒有乾透，細膩的衣褶紋線，似乎會隨着我們的呼吸顫動。那時，我一面摒住呼吸，一面在心裏想，「吳帶當風」對唐代吳道子的讚美絕不是妄言。但這些畫都不如張擇端《清明上河圖》規模浩大、複雜迷離。
張擇端有膽魂，他敢畫一座城，而且是十二世紀全世界的最大城市──今天的美國畫家，有膽量把紐約城一筆一筆地畫下來嗎？當然會有人說他笨，說他只是一個老實的匠人，而不是一個有智慧的畫家。一個真正的畫家，不應該是靠規模取勝的，尤其中國畫，講的是巧，是韻，一鈎斜月、一聲新雁、一庭秋露，都能牽動一個人內心的敏感。藝術從來都不是靠規模來嚇唬人的，但這要看是甚麼樣的規模，如果規模大到了描畫一座城市，那性質就變了。就像中國的長城，不過是石頭的反覆叠加而已，但它從西邊的大漠一直輔展到了東邊的大海，規模到了令人望而生畏的地步，那就是一部偉大作品了。張擇端是一個有野心的畫家，《清明上河圖》證明了這一點，鐵證如山。
時至今日，我們對張擇端的認識，幾乎沒有超出張著跋文中為他寫下的簡歷：「東武人也。幼讀書，遊學於京師，後習繪事。」他的全部經歷，只有這寥寥十六個字，除了東武和京師（汴京）這兩處地名，除了「遊學」和「習」這兩個動詞，我們再也查尋不到他的任何下落。「遊學於京師」，說明他來到汴京的最初原因並不是畫畫，而是學習，順便到這座大城市旅遊。他遊學研習的對象，主要是詩賦和策論，因為司馬光曾經對宋朝的人事政策有過明確的指導性意見：「國家用人之法，非進士及第者不得美官，非善為詩賦論策者不得及第，非遊學京師者不善為詩賦論策」，也就是說，精通詩賦和策論，是成為國家公務員的基本條件，只有過了這一關，才談得到個人前途。「後習繪事」，說明他改行從事藝術是後來的事──既然是後來的事，又怎能如此迅速地躥升為美術大師？（北京故宮博物院余輝先生通過文獻考證推測張擇端畫這幅畫時應在四十歲左右，他的絕對年齡雖然比我大九百多歲，但他當時的相對年齡，比我寫作此文時的年齡還要小，四十歲完成這樣的作品，仍然是不可想像的，試問今天美術學院裏的教授們，誰人挑得起這樣一幅作品？）既然是美術大師，又如何在宋代官方美術史裏寂然無聞（尤其在皇帝徽宗還是大宋王朝「藝術總監」的情況下）？他身世成謎，無數的疑問，我們至今無法回答。我們只能想像，這座城市像一個巨大的磁場，吸引了他，慫恿着他，終於有一天，春花的喧嘩讓他感到莫名的惶惑，他拿起筆，開始了他漫長、曲折、深情的表達，語言終結的地方恰恰是藝術的開始。
他畫「清明」，「清明」的意思，一般認為是清明時節，也有人解讀為政治清明的理想時代。這兩種解釋的內在關聯是：清明的時節，是一個與過去發生聯繫的日子、一個回憶的日子，在這一天，所有人的目光都是反向的，不是向前，而是向後，張擇端也不例外，在清明這一天，他看到的不僅僅是日常的景象，也是這座城市的深遠背景；而張擇端這個時代裏的政治清明，又將成為後人們追懷的對象，以至於孟元老在北宋滅亡後對這個理想國有了這樣的追述：「太平日久，人物繁阜；垂髫之童，但習鼓舞；班白之老，不識干戈」。清明，這個約定俗成的日子，成為連接不同時代人們情感的導體，從未謀面的張擇端和孟元老，在這一天靈犀相通，一幅《清明上河圖》、一卷《東京夢華錄》，是他們跨越時空的對白。
「上河」的意思，就是到汴河上去（「上」是宋朝人的習慣用語，即「到」、「去」的意思，「河」，就是汴河。），跨出深深的庭院，穿過重重的街巷，人們相攜相依來到河邊，才能目睹完整的春色。那一天剛好有柔和的天光，映照他眼前的每個事物，光影婆娑，一切彷彿都在風中顫動，包括銀杏樹稀疏的枝幹、彩色招展的店舖旗幌、酒舖蕩漾出的「新酒」的芳香、綢衣飄動的紋路，以及瀰漫在他的身邊的喧囂的市聲……所有這些事物都糾纏、攪拌在一起，變成記憶，一層一層地塗抹在張擇端的心上，把他的心密密實實地封起來。這樣的感覺，只能意會，不能言傳。
有人說，宋代是一個柔媚的朝代，沒有一點剛骨，在我看來，這樣的判斷未免草率，如果指宋朝皇帝，基本適用，但要找出反例，也不勝枚舉，比如蘇軾、辛棄疾，比如岳飛、文天祥，當然，還須加上張擇端。沒有內心的強大，支撐不起這一幅浩大的畫面，零落之雨、纏綿之雲，就會把他們的內心塞滿了，惟有張擇端不同，他要以自己的筆書寫那個朝代的挺拔與浩蕩，即使山河破碎，他也知道這個朝代的價值在哪裏。宋朝的皇帝壓不住自己的天下了，手無縛雞之力的張擇端，卻憑他手裏的一支筆，成為那個時代裏的霸王。
紛亂的街景中，沒有人知道他是誰，要做甚麼，更沒有人知道在不久的將來，他們將全部被畫進他的畫中。他走得急迫，甚至還有人推搡他一把，罵他幾句，典型的開封口音，但他一點也不生氣。汴京是首都，汴京的地方話就是當年標準的普通話，在他聽來即使罵人都那麼悅耳。相反，他慶幸自己成為這城市的一份子。他產生一種無法言說的夢幻感，他因這夢境而陶醉。他鋪開畫紙，輕輕落筆，但在他筆下展開的，卻是一幅浩蕩的畫卷，他要把城市的角角落落都畫下來，而不是其中的一部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