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政論，最常見也最古老的批評大概就是「空談」二字。無論寫了多少，人家一句「光說有什麼用」，就能把一切都頂了回去，就能取消你所有的苦思和努力。的確，光說是沒什麼用的，特別是在中國。我這位老朋友長年追蹤各種「公共話題」的興衰，「黑磚奴」也好，「拆遷釘子戶」也好，甚至大到像溫州動車事件那樣的事故，幾乎都會爛尾收場。事情一出，大家義憤填膺，罵完一遍之後便悄無聲息，彷彿一切不曾發生。
但我又想到了一句老話：「莫道書生空議論，頭顱擲處血斑斑」。小時候我看這句話只算知其字義，直到近年廁身大陸時論寫作，這才有了切身體會。原來這個世界竟有這樣一種衡量寫作意義的標準，不是看你寫的東西影響了什麼、改變了什麼；而是看你這個作者得到了什麼後果（甚或不測）；如此具體，如此切身。當然今天因言殺頭的事是沒有了，但餘此之外呢？前陣子另一個寫評論的朋友來港演講，他笑着說在觀眾席上看到幾個「熟悉的面孔」，惜他們一路辛苦跟到了香港，台下會意者當堂大笑。笑聲背後便是這書生的後果，這類後果從稿子被審查被刪改開始，到專欄被停，到媒體封殺，到人格抹黑，一路去到想像力的邊境。
困頓疲乏之際，不妨聊以自慰，把這些後果當成「自己一定做對了什麼」的證明；如果只是空談，如果沒有意義，他們又害怕些什麼呢？要用這種方式來體會寫作的意義，是我以前只在香港發表東西時所想像不到的。
好在仍有樂觀的理由。
（不忍之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