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愛玲與賴雅》一九九六年出版，序原來由夏志清執筆，而且還有「張於婚前即已懷了孕了，賴雅堅決要她墮胎」之句，怎麼編寫書信按語的時候會忘得一乾二淨，將事件移後了十一年，私自急凍尚未簽署婚約就執行的手術，直到男主角臨終前幾個月才解封？要是弗洛伊德先生把脈，很可能將錯誤歸納為某種心靈走光，引用張譴責自己執筆忘字的說法，「想必是因為feeling guilty，排斥到意識外了」。
當然，更貼切的是把「犯罪感」改成「feeling embarrassed」，夏先生序中理直氣壯惋惜愛將的抉擇，「張愛玲瘦瘦的體型我們在照片上看得多了，不會把她同生男育女聯想在一起的。但懷了孩子，身體裏的荷爾蒙起了變化，胃口好，體重也跟着增加，身體從此轉強也說不定」，在我看來關懷雖然誠懇，邏輯則接近一廂情願的師奶，既不科學化也欠清醒，比較像企圖以苦口婆心掩飾不肯承認的尷尬和不安。且不說以張和賴當時自顧不暇的經濟狀況，多養一個嬰兒多麼百上加斤，硬要從來不喜歡小孩的女人做媽媽，簡直是世間最殘酷的慢性懲罰，九莉在《小團圓》揚言「我不要。在最好的情形下也不想要」，說得再清楚也沒有。張愛玲聰明一生，可是作過許多莫名其妙的決定，挑選丈夫一環尤其驚心動魄，上海那個又花又奸，美國那個又老又殘，她都欣然下嫁，教人頓生「天下男人都死光了嗎」的疑問，然而拒絕讓新生命進駐子宮，卻非常明智。至於序中指她「因墮胎而在紐約病得很重，引起麥道偉營友的關心」，不知有何依據，起碼《張賴》中文版正文沒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