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國內與一些朋友閒聊，偶爾總會有人涉及到魯迅和胡適之的比較。由於我以前散佈過一些對魯迅大不敬的言論，總有友人刨根問底，要我解釋何以不喜歡魯迅。事實上平庸如我者，喜不喜歡魯迅原本就不重要，不過我還是以為大多數國人之欣賞魯迅的風格，恰恰反映了一種魯迅本人一生都在揭露的「國民性」。這種國民性當中有兩大特色，一曰「特愛罵人」，二曰「文人相輕」。
在中國現代史上，胡適之更像一個遵從普世價值的世界公民，而魯迅則可以說是一個堅持文化相對主義的偶像破壞者；換句話說，胡適之是一個從西方的文藝復興到康德以來的古典人本主義者，而魯迅更接近於尼采的道德相對主義，乃至虛無主義者。魯迅所開創的「打倒孔家店」的傳統，完全可以與尼采的「上帝死了」的吶喊相媲美。當然，魯迅也是一個人本主義者，他的《狂人日記》所發出的「人性的吶喊」也是要恢復人的尊嚴；但是魯迅是一個以偶像破壞者的面目出現的人本主義者，當他作出「禮教吃人」這一驚世駭俗的吶喊時，他把作為禮教源頭的原始儒教也當作了一切道德邪惡的淵藪。當然，早年那個寫出了《吶喊》，《野草》和《彷徨》的魯迅仍然是一個偉大的人本主義者。
然而與胡適之相比，魯迅更像一個心胸狹小，性情乖戾，鬱鬱寡歡的舊式文人。一九三六年十一月魯迅剛去世不久，曾留學法國的蘇雪林女士寫信給蔡元培，勸他不要出面為魯迅治喪，並出語云：魯迅「誠玷辱士林之衣冠敗類，廿五史儒林傳所無之奸惡小人」。為此，胡適之專門寫了一封信去責備蘇雪林。胡適的信說：「魯迅狺狺攻擊我們，其實何損我們一絲一毫？」「凡論一人，總須持平。愛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方是持平。魯迅自有他的長處，如他的早年文學作品，如他的小說史研究，皆是上等工作。」有趣的是，胡適之講話心平氣和，持論公允；但他仍然忍不住用了「狺狺」這樣形容狗叫的聲音之詞語來比喻魯迅的攻訐。一九二八年，安徽大學校長，學界狷介狂士劉文典因當面罵蔣介石是軍閥而被蔣拘押，胡適之著文批評「蔣介石政府不是法治是人治」，說劉文典應上法庭告蔣。後來逼於眾多學人的輿論，蔣還是頗有氣量的很快放了劉文典。偏偏魯迅卻為此撰文譏笑胡適。
相比之下，胡適之不愧是一個謙謙君子，他的溫文爾雅的人格幾乎是無懈可擊，顯示了一個真正的一代宗師的品格。這裏只順便說一件小事，一九二九年林語堂在美國突然發病，急需錢用；時任北大校長的胡適知道後，讓秘書寄去了二千元，說是北大給的錢。然而實際上這筆錢是從胡適的個人收入中出資的。多年之後林語堂的後人問起，有人才點明了真相。奇怪的是，大陸仍有那麼多的學人欣賞魯迅的「雜文」風格，自覺或不自覺地學那種冷嘲熱諷的文風。這只不過說明了當今國人的國民性恐怕與魯迅的時代真正是相差無幾。在國人的眼裏，只要是偉人，便有權保留國民性中的那些陋習，曰「瑕不掩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