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三月的最後一天，打開電腦，瀏覽網上的新聞，一行標題躍入我的眼簾：〈新概念作文大賽創辦人趙長天病逝〉。這個消息來得太突然了，突然得令我不敢相信。於是馬上給在上海的二哥打電話。他和趙長天是「發小」，從小一起長大的同學，老了還常聯絡的朋友。我和二哥的年齡相差無幾，他的要好同學大多和我也熟。因此，在少年時代，我就和長天熟稔，一直把他視作一位可敬的老大哥。
在我的印象中，趙長天屬於那種少年老成的中學生。在華東師範大學一附中上學的時候，就是班上的團支書。那時候的長天就是個善良正直、溫文爾雅的人。他做起事來慢條斯理，但很靠得住，答應了就一定會去做。他為人很大度，寧可自己受委屈也決不委屈別人，從來沒見過他發火，也沒見過和誰爭得面紅耳赤。他不善交際，不喜歡跟人整天廝混在一起，但對人很誠懇，富有同情心，很會關心人。二哥在念高二的時候查出肺結核。長天主動讓自己的父親教他太極拳。中學時代，長天和我一樣喜歡文學，二哥則是理科的尖子。因此，反而常常是我和他更能聊在一起。他不善辭令，但一開口就能把話說到點子上。長天在青少年時代形成的這些性格一直延續到他生命的終點。大家對他的一致評價是「好人趙長天」。
文革時期，學校停課了，我們都成了逍遙派，玩在一起的機會就更多了。一九六八年春，趙長天參軍去了西南邊疆。我和二哥一起去為他送行。他身穿綠軍裝的勃發英姿，至今仍留在我的記憶之中。起初我還能經常在二哥那裏看到他的來信。不久自己也捲起鋪蓋到蘇北農村下鄉去了。後來的十年裏再沒有和長天聯繫。有時回上海探親，偶爾提起長天，二哥還會告訴我一鱗半爪有關他的消息，比如說他當了班長；提幹成了連指導員；在部隊搞文藝創作，在文學上初露鋒芒。我聽了都會為他高興。到了一九七○年代末，我回城不久，聽說長天也轉業回了上海，進了上海有線電廠當基層幹部。後來又聽說他和陳穎結婚了。當時陳穎已從黑龍江建設兵團病退回城。她也是二哥他們的同班同學，和長天算是青梅竹馬。
我和長天的關係開始密切起來，則是一九八五年調入宣傳部工作之後。幾乎和我進市委機關的同時，趙長天也從上海航天局被調到上海作家協會，擔任書記處常務書記。在此之前，他已經是滬上頗有名氣的工人作家了。一九七八年開始他就有作品發表，最初的作品大多是反映軍旅生活和工業題材的短篇小說。後來也寫中長篇小說、散文和劇本，算得上是一位多產作家。趙長天不寫宏大題材，筆下是他熟悉的生活，用非常自然平淡的語言寫出深意。用作家陳村的話說：「因為他的作品沒有用甚麼誇張的手法、另類的手法在那裏上躥下跳，他平平常常去說，他不被注意。其實他的作品是很耐讀的。」長天是個非常低調的人，從來未曾利用作協領導人和文學雜誌主編的權力去宣傳自己的作品和成就。「在中國當下的語境中，像趙長天這樣一個不作秀的人是注定不會被注意的。」
因為我和長天的私交，他也就此成為上海市委宣傳部研究室的密友。當時我們舉辦了一個「思想沙龍」，算是宣傳部的「院外」智囊團，不時地邀集青年知識分子閉門討論一些涉及意識形態的敏感問題。趙長天和青年劇作家、《於無聲處》編劇宗福先作為文學界的代表，是這個「思想沙龍」的座上賓。記得有一次，空政文工團的一部話劇《WM》引起了爭議。當時主管意識形態的市委副書記黃菊要求在上海禁演這部戲。我們不想使上海成為文革後第一個禁戲的城市，但需要有足夠的理據去說服市委書記芮杏文勸阻。於是在「思想沙龍」上邀請了一些文藝界人士參加討論。在會上，儘管趙長天沒有像別人那樣慷慨陳詞，他的發言大多是點到為止，但都說得上是一語中的。當我們去向芮杏文滙報時，引證作協黨組書記趙長天的話，自然是很有份量的，最後終於扭轉了局面。那時候，我們研究室在文化改革方面衝得很猛，無論是在部機關，還是在全市宣傳文化系統，難免會遇到阻力和引起非議。趙長天每次到宣傳部來開會，都會把我拉到一邊，給我很多善意的提醒。但是他從來不拉私人關係，幾乎沒有人知道我們是少年時代就相識的朋友。
一九八九年的那場政治風波之後，我遠走高飛了，也就和長天失去聯繫。大約在一九九六年前後，我見到到訪香港的陳村，順便問起趙長天的境況，才知道他已離開作協書記的職位，去接任《萌芽》雜誌的主編。幾天後，我出差回上海，就打電話約他見面。我問他為甚麼會離開作協去《萌芽》。他只是說，眼看《萌芽》只有一萬多冊的發行量了，不想看着這份有近五十年歷史的雜誌倒閉，想試一試。他告訴我，在搞一個「新概念」作文比賽，一方面是挖掘青年作家，一方面也想用年輕人來吸引年輕的讀者，挽救《萌芽》的頹勢。我雖然沒有說出口，但心想他那是不務正業，一個作家要以自己的作品立足，何必花很多精力去搞中學生作文比賽。長天過世後，我瀏覽有關他的報道，才知道長天策劃創辦的「新概念」作文比賽意義非同一般。他圓了韓寒、郭敬明、張悅然、笛安等文壇新銳的作家夢。趙長天就此被譽為「文學少年的伯樂」、「八○後文學教父」。他去世後，韓寒和郭敬明等一群八○後作家集體當天就在微博上悼念，表現了極大的敬意。這是值得告慰長天在天之靈的。
和長天的最後一次見面是十多年前了。我邀他參加一個老朋友聚會。記得當晚在座的還有王元化、唐振常、吳雲溥和朱維錚。如今他們一個個都走了。人生就是一次長跑，人過六十，離終點也就不遠了。當初一起站在起跑線上的同伴，跑着跑着就一個個不見了，熟悉的面孔越來越少。這時候，人生豈能不感到孤寂和悲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