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3月下旬，我隨同上海社科院的一位同事到北京出差。這位同事的父輩與錢鍾書家沾有一點親戚關係，那次正好順便從上海帶了點東西去錢家。臨行之前同事便興奮地告訴我：「這次去北京我帶你去拜會錢鍾書。」那時我才大學剛畢業不久，可以說是一個「乳臭未乾」的大少年。八十年代初我上大學時，錢鍾書開始在全國乃至全世界風靡起來。那本《圍城》經夏志清先生的推崇，而在一夜之間成為人手一本的熱門書。
記得那天風和日麗，我們兩人由一位北京人陪同在下午來到了錢老的三里河寓所。寓所好像在二樓，一進門是一個相當寬敞的客廳兼書房，足有二、三十個平米，周圍有三個卧室和一個廚房。這樣的套間在當時是相當高級和西化了。後來讀到楊絳先生的回憶，那是78年初，胡喬木重新復出後分配給錢老的。胡作為清華畢業的秀才，特別器重錢鍾書，經常到錢家聊天，兩人保持了一種非同一般的關係。那天進門後，錢老遞上了一本「來客登記本」，寫下了來客的姓名和工作單位等。印象中錢先生是1米70左右的中等身材，精神爍悅，面帶微笑；身旁的楊絳比我想像中的要身材小多了，至多就1米50左右，相當清秀，仍然像一個活潑的小姑娘，尤其是她那講話的聲音，清脆得如同出自一位苗條少女之口，也像是潺潺的清澈溪水。那天倆老說的都是相當標準的國語，沒有聽出任何無錫土語的口音。
那天首先談起的話題是當年的政治。那時剛好是胡耀邦被迫下台不久。錢老用十分確切的語氣告訴我們，胡下台的真正原因是他背着鄧小平擬訂了一份新政治局委員的名單，從而犯了大忌。錢老講這話時的神態，帶着一種看透世事的微笑，仿佛是在說這胡耀邦在中共混了一輩子之後，居然還是這麼不懂事，真以為是可以萬事都「令從己出」了。聽到這一深層分析之後，我的第一感覺是錢老一定有通天的高層內線，否則那語氣不會是那麼確定自信。
隨後話題便轉到了《圍城》。錢先生講到了《圍城》在歐洲和日本的各種版本，好像還拿出了幾種剛在國外出版的《圍城》版本給我們過目。老實說，我當時讀過的錢鍾書的著作，也只有《圍城》和幾篇「寫在人生邊上」的散文而已。他的隨筆「詩與畫」等也讀過幾遍，但始終是似懂非懂的。錢先生給我們情感上震撼最大的，還是方鴻漸這個民國時代知識人中間無用的「多餘人」形象。談話持續了大約有一小時，臨走前，錢老特別看了我一眼之後說：「你們現在搞學問的人真是年青啊！」現在想來，這既是一句恭維話，仿佛我們當時所從事的「學問」與他的學問是一回事似的，同時那話似乎也帶着一種隱隱的傷感，逝者如斯夫，他們那代人以前浪費的時間不可能再追回來了。
最近在紐約又有幸邂逅了上海劇作家沙葉新先生，90年代初沙先生曾在黃蜀芹執導的電視劇《圍城》中出演蘇文紈丈夫曹元朗。見了沙先生之後，我又將這部片子翻出來看了一些片斷，這也是勾起我寫這篇憶舊之文的因緣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