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有書櫥十隻，藏書千冊，而西文書只有一本，且是德文。中文書比肩排列，書脊一律外露，便於查找；而那本德文書鶴立中心書櫥中央，封面朝外。顯然那不是用來讀的，而是用來「看」的；我是一個二十六個英文字母不全識者，遑論德文。與其說看，毋如說是收藏。確切地說，是為了懷舊。這本名為Die Amerikanische Politik in Deutschland的書，一九五八年德國原版，是作者題贈陳翰笙的。正是「陳翰笙」這三個字，令我以志在必得的決心在一次拍賣會上競得的。
陳翰笙（1897－2004），是一個必將被歲月越擦越亮的名字。一九一五年為實現「科學救國」夢，他負笈美國，一九二四年獲德國柏林大學博士學位，應蔡元培之邀執教北大，時年二十七歲，為北大最年輕的教授，並受李大釗賞識。時適國共合作期間，先後由李大釗介紹加入中國國民黨和由蘇聯駐華大使加拉罕介紹加入第三國際。在「三．一八」反段祺瑞執政府鬥爭中，陳翰笙與朱家驊扛着大旗走在遊行隊伍最前列，親睹身邊的愛國青年倒在血泊中，憤而作〈三．一八慘案目擊記〉發在《現代評論》上。李大釗被捕，他避禍蘇聯，在國際農民運動研究所任研究員，關注中國農民問題。一九三五年因工作需要，經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王明、康生經手轉入中國共產黨。一九二七年鄧演達將他介紹給宋慶齡，後參加宋慶齡、蔡元培等人組織的中國民權保障同盟，多次成功地營救革命同志。一九三九年受命潛入香港，協助宋慶齡搞「工合」運動，被委任「工合」國際委員會秘書，掌實權。在兩年半時間內，將國際社會二千萬美元捐款，通過廖承志悉數轉往延安；多次把國民黨對「井岡山革命根據地」進行圍剿的重要情報，通過共產國際轉給中共中央。他三次歷險，為避追捕，出沒蘇聯、日本和印度。雖命在旦夕，然義無反顧，為中共和第三國際做地下工作一幹二十五年。他與宋慶齡的秘密通信有「這麼多」（手式，尺餘），守口如瓶，據說都燒了，不知有多少秘密帶入地下。
一九五○年，陳翰笙應周恩來之邀回國，歡迎宴上，周恩來希望他出任外交部副部長協助他工作。陳翰笙笑着說：「吃中餐用筷子，吃西餐用刀叉，我是個筷子料，請不要把我當刀叉使」。謝絕。陸定一請他到北大當副校長，亦被婉拒。何至如此？近年披露的史料道出原委：「我一九五○年從美國回來看到的第一件事就使我不高興，人大、政協委員都是上面派的，不是大家選的，那哪兒成？沒有民主。這些遲早會影響開來，所以我不幹。」（見于沛主編《陳翰笙紀念文集》，中國社科出版社，二○○八年版）歸國後，他一直從事「民間外交」工作和學術研究。他耿直，對「大躍進」公開表示不滿，貼大字報說是「大躍井」，反右中險被打成右派，終由宋慶齡通過周恩來干預，方逃一劫。他躲過初一，沒有逃過十五。文革中，他被誣為「反革命」、「特務」，被抄家、批鬥、關押，下放勞改。他膝下無子嗣，妻子病危時，專政組還不讓他回家。妻子活活被折磨死，直至陳屍榻上，才讓他見最後一面。更令他無比憤慨的是，造反派當着他的面，從已死的妻子手上捋下他們的結婚戒指，裝進口袋。他再三懇求留給他作紀念，造反派不理不睬，揚長而去！在那艱難的日子裏，有人勸說他去找了解他歷史的康生。他不屑：「我豈能卑躬屈膝去求他！」活現一個崇氣節、尚自尊、有獨立人格的知識分子形象。
一九七一年，他賦閑，在家中辦「外語學校」，義務教授一群好學青年的外文，包括招收「黑幫」分子劉少奇、萬里等的子女。陳翰笙「倔」。北大百年校慶，電視台記者採訪他這位老北大，請他為北大說幾句祝福的話。陳翰笙說：「祝北大今後辦得像老北大一樣好。」記者和家人請他重說，說一句「祝北大今後越辦越好」之類的話。陳翰笙堅不改口，反而一口氣將前面的話連說了三遍！
積厚德、享高壽。茶壽生日那天，溫家寶尊敬前賢，專程前往醫院為其賀壽並親切生日蛋糕。二○○四年三月十三日他以一百零八高齡仙逝。這隻生於丁酉年的雞（生於雞年，取名「幼學」上「雞曰翰生」，小名翰生，後易為翰笙）不再為世人報曉。陳翰笙逝世後半個多月，新華社才發了一則簡短的消息，胡喬木對此嘖有煩言。
陳翰笙是老革命、國際知名學者、社會科學家、經濟史學家和教育家。胡耀邦評介說：「陳翰笙是個好老頭。」此話內涵豐富，「好」在永葆書生本色──服膺真理、獨立思考、不求名利。用他自己的話說是「求知當宏碩，無心爭顯赫。」
陳翰笙逝世後，有人稱他為「革命前輩，學術宗師」，也有人譽他為我們留下一座豐碑。
著名作家張潔說，「愛，是不能忘記的。」我想，「舊，也是不能忘懷的。」
我之所以寫這篇文字，緣自偶然邂逅的那本題贈陳翰笙的德文簽名本，它勾起我與陳翰笙的一段未了的文字緣。說起來荒唐，我身為游走於人文歷史的編輯人，當時（一九八九）只知翰老是知名學者，對其「名」的至大至偉全然不知，倒是得了這本簽名本後，激起我對他的興趣，搜羅翰老的回憶錄《四個時代的我》、《革命前輩學術宗師──陳翰笙紀念文集》等有關記錄翰老生平的文字來讀，越讀越覺翰老的「偉大」，越讀越想把我與翰老的那段未了的文字緣寫出來。
上世紀八十年代末，我是紀實雜誌《東方紀事》的編輯。一九八九年暮春的一個下午，出版界前輩凱亞先生在一位出版業同道的引領下到編輯部找我，鄭重地交給我一份翰老的文稿《緬懷我的慈母和良師》，還有一幀照片。凱亞說，翰老九十歲了，這篇稿子是他年前親手向翰老討來的，轉了幾家雜誌，都未能發出來。又說他已退休了，稿子還在手上，覺得很對不起翰老，希望我……文稿是手寫的，不長，三千字，至今依稀記得：翰老幼時家貧，無錢交學費，母親向人借了兩塊大頭。正巧那天下雨，翰老將大頭放在釘鞋裏，過橋時跌了一跤，大頭骨碌碌滾進小河裏。母親氣得捶打自己的雙腿，也捨不得打他，只教他「下次當心好了」……匆匆讀罷，我深為翰老暮年對慈母的懷念與感戴而震撼，當即表示完全沒有問題。那年月，《東方紀事》挺火，所載的口述實錄文字〈溫元凱自白〉、〈張寧自述〉（首刊林立果選妃子始末）和〈瘋狂的夏天〉（文革中湖南道縣濫殺無辜）等，極受歡迎，一時洛陽紙貴。因當時積稿多，我見翰老的稿子沒有時效性，壓了一期才簽發。孰料，當排字房（那時鉛印）送來〈憶〉文清樣時，《東方紀事》突然奉命停刊。編輯部相當長一段時間處在終刊「善後」的惶恐和混亂中。總編輯易人，編輯部作鳥獸散，在重組作者隊伍的忙亂中，我疏於與翰老聯絡，加之後來凱亞先生歸道山，此事便不了了之。我記得當時還精心收藏了《東方紀事》部份有價值的存稿，塞進一堆大大小小的信封中。愚蠢的我不知翰老之尊，未精心保管他的文稿。再往後，編輯部數度搬家，雜物一次次淘洗；退休後又搬了次家，有些舊物，想找也找不出了。前年我編《名家翰墨》，在家中「挖地三尺」只找到一份複印件，此刻又翻箱倒櫃，仍不見原件蹤影。
二十多年過去了，此事本已日漸淡忘，今因這本簽名本，從記憶的枯井中撈得這起濕漉漉的一片，甚感不安。做為責任編輯的我，總有一種無奈的悲哀和失職的愧疚。天不時，地不利，過在天在地；「人不和」便責當在我了。愧悔之餘，寫此銘記，祈願有一天，翰老的大作原件能從我的舊物中突現眼前，將它刊發出來，讓讀者分享他的溫馨母愛，了卻我這段文字緣。
愛，是不能忘記的；舊，也是不能忘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