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我在報社編副刊，冒昧給孫犁先生寫信約稿。承孫先生不棄，幾年裏先後賜稿多篇。我還寄了一葉榮寶齋浮水印詩箋請老人寫字，不久寫好寄來：「我不會寫字，一見好紙就更拘束。這是老毛病了，改也改不掉。只好又把這張信箋糟蹋了。陸灝先生一笑 孫犁 一九九二年四月。」這是我收藏師友墨蹟中最別致的一張。後來老人又主動寄來一葉小條幅，寫的是他自己的詩：「一生多憂患，顛沛無已時。沉迷雕蟲技，至老意遲遲。實是無能為，藉此謀衣食。多難竟不死，耄耋上天賜。庚午秋余忽作此語實不祥之兆 孫犁」這幅比前一葉果然少了些拘束。
孫犁先生不是書家，寫的字別有逸趣。正如他在〈題俞樾書《楓橋夜泊》詩（石刻）〉中所說：「俞氏書法，為學者字，即魯迅所說：字寫多了，自然就寫得好一點。沒有絲毫館閣氣，也沒有絲毫怪氣，規矩之中，自有本身風神，余深愛之，悔面對之晚。」這段話完全可以用來評論耕堂老人自己的字。老人曾說，他的父親寫得一手好字，但他小時候不習字，經常被父親責備，後來奔走四方，更無時間練字。一九五八年在青島養病，才開始習字。但所見既少，又乏師友指導討論，寫字潦草，字無定型。晚年稍見字帖，又開始練字，但數日即不耐煩。老人對書法有一頑固的觀點：「字不怕俗，卻怕怪。俗能通向大眾，怪則為多數人不認識，不認識之字，尚得稱為書法乎？」他多次闡發這個論斷，如在《文徵明行書離騷》的書衣上題寫道：
文字為工具，以易書易識為主。用作裝飾，亦以工整有法，秀麗有致為美。近有作者，以狂以怪為高，以醜為美，所作字倚斜臃腫，如蝌蚪，如亂石，如枯幹，更有甚者，以拖布作筆，表演大庭廣眾之中，此作雜技看則可，作書法看，則令人啼笑皆非。余近習字，專以傳統為重，求其有法可依，絕不作狂縱之態也。
據劉宗武說，孫犁先生常常把紙裁成大小不等的小條，興之所至，就寫一陣，存在書桌上的大瓷瓶裏，有人索取，就隨手取出一張，或讓友人自己挑，再題上款並鈐印。我曾受《南方周末》的朋友之請，求老人寫過一張，老人在《閱微草堂硯譜》的書衣上題寫道：「近為《南方周末》寫字一幅，竟獲贈一方端硯，石質已不如舊產，然以余之字換得，亦可謂厚贈。」
一直聽說老人性情孤僻，脾氣古怪，不輕易見客。一九九二年十一月下旬，事先約好，我專程去天津學湖里拜訪孫先生。老人能破例接見，他說是因為我給他寫的信字好。其實我的字僅僅是工整而已，但正符合他對書法的要求。那天老人的興致特別好，百花文藝出版社剛給他出了八卷本《孫犁文集》的珍藏本，他很高興，說是一種安慰。說起讀書，他說年輕時喜歡讀新文藝，上海的《現代》雜誌每期必讀，還投過稿，但被退回，那還是在保定上中學時的事。現在越來越少讀新文學，轉向老書了。寫作經歷也頗坎坷，進城以後寫過幾部長篇，五六年到六六年生病，幾乎沒寫，文革十年也擱筆了，以後才重新寫點小說散文。當中荒廢了二十年，老人說，寫作這事很難說，要沒有十年養病、十年文革，也未必寫得出甚麼東西。老人還引着我參觀他的十幾個書櫥，線裝書都一捆一捆紮着，新書都包了書皮，上有他寫的題記。客廳的牆上掛着他那年寫的四個斗大的字：「大道低回」……
轉眼二十多年過去了，老人去世也逾十年。今年是孫先生誕辰一百周年，謹以此小文紀念這位可敬的文學前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