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傳倫先生寫「楊絳三姑母楊蔭榆」，是一篇好文章，揭露了魯迅不為人知的一面，也仗義為北京女子師範大學楊蔭榆校長平反，沉冤終得雪。看了，很感慨，想湊湊興，說說魯迅。魯迅是人而非神，是人就必會犯錯，以我所知，魯迅一生至少有兩個污點，其一是張先生所說誤聽許廣平之言，以耳代目，誣蔑了楊蔭榆；其二便是跟他二弟周作人失和。一般學者都把「失和」歸咎周作人，正如他倆的好友許壽裳在《亡友魯迅印象記》裏所言──「作人的妻子羽太信子是有歇斯底里症的，她對魯迅外貌恭順，內懷忮忌。作人則心地糊塗，輕聽婦人之言，不加體察，我是竭力解釋開導，實無效果。」文章說出了兩件事，一是羽太信子忮忌魯迅，二是周作人糊塗，袒護妻子，兩樁事合攏起來，遂導致兄弟反目。可事實是否如此？不妨看看周作人一九二三年七月十九日致魯迅的手紙──「我昨天才知道，但過去的事不必再說了，我不是基督徒，卻幸而尚能擔受得起，也不想責誰……以後請不要再到後邊院子裏來！」這封信九十年末廣為人知，可從沒有人真正追查過這封信的真正意義，而卻是深信許壽裳所作解釋，認定錯在周作人。
我們再看看日後周作人面對好友們詰問時，所作出的說法──「關於那人年代，我一向沒有公開說過，過去如此，將來也如此，在我日記（一九二三年）『七月十七日』項下，用剪刀剪去了原來所寫的字，大概十個左右！」周作人一向主張不辯解，引《東山談苑》倪雲林為張士信侮辱所言「一談便俗」，但面對各方追問，只好寫了一小段文字交待。這段文字，最曖昧的提示，便是「『七月十七日』項下所記，剪去了大概十個字」，那十個是什麼字？可惜為周作人隱去，變成無頭公案。七三年我在東京唸書，承中日問題專家竹內實教授之介，得識著名間諜小說作家中薗英助先生，他對我很親切，邀我到他久我山寓所喝酒聊天，我知道他在中日戰爭時期，曾作為特派員在北京躭過一段時期，也曾跟周作人來往過，於是便向他探問老人的情況。
中薗英助把他寫過的一篇題曰「旅行者文化人之責任」給我看。我回到香港後，就把它譯出，收錄在我第一本書《梅櫻集》裏，文章內容是敘述周作人在一九四三年嚴拒久木正雄邀請他出席東亞文學會議。文章的立場很明顯，是為周作人的漢奸身份辯證，體現出中薗英助跟周作人有着很不錯的交情，於是我就向他提問兄弟「失和」的事。中薗英助聽了，很嚴肅地說「沈君！這件事我是很同情周先生的，他受了很大的委屈，卻又說不出口。」我一聽，話裏有因呀！要求中薗直言。中薗忐忑說：「這事不好講，周先生也說得很含糊，約略說是夫人進浴的事！」我聽了，嚇了一大跳，再想問，中薗即顧左右而言他，把話題岔開了。後來我也曾聽過一些研究周氏兄弟失和的朋友說，魯迅似乎曾對弟婦做了一些失德的事，引起作人的憤慨，那不知是否跟中薗英助所說的「進浴」有關呢？晃眼是九十多年前的事了，實不必翻舊案，可張傳倫先生既為楊蔭榆辯白，我又何妨提出一點說法，為周作人開脫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