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怕不穩定環境、最驚得罪北京的香港金融業和數以十萬計的「中環人」，點解要支持佔領中環運動，為香港爭取全面普選行政長官和立法會？
倡議佔領中環的港大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廷，上周在《信報》的專欄中，向最直接受佔領中環運動影響的中環人，陳以利害，處處從中環人純經濟利益計算出發，在假設萬人佔領中環必定成事的前提下，他游說中環金融精英利用自己行業備受中央政府重視的條件，表態支持普選，影響中央決定，避免鎮壓和衝突，這才能減少中環人的損失。
開放環境靠民主制度
戴耀廷的游說方法用心良苦。其實從香港金融業長遠利益考慮，中環人沒有理由不支持香港實現真正的民主。環球金融業近二、三十年蓬勃發展，製造出一個有無數打工皇帝的金融精英階層，是得益於經濟全球化、更多國家開放資本賬及開放金融市場。要維持這個開放環境，靠的就是民主制度。
兩位分別來自英國和法國大學的經濟及金融學教授──Nauro Campos、Fabrizio Coricelli，四年前發表研究報告，比較全球數十個國家及地區開放金融市場的經驗。報告指出民主制度與金融市場開放有莫大關係，但同時發現，這種關係並非是直線的，而是呈「U」形走勢。
所謂「U」形走勢，是當政治體制進入民主化過程，卻未到達全面民主、尚處半桶水民主階段（partial democracy）的時候，金融市場開放和市場改革反而有走回頭路的現象，不少前蘇聯成員國都有此問題。
Campos和Coricelli對這個現象的解釋，香港人理應一點就明。當民主制度虛有其表、過於脆弱，又或只得半桶水，會導致政治精英認受性不足，政治權力容易被經濟精英把持，他們為了保障既得利益，會想方設法拖市場開放及任何改革的後腿，甚至要開倒車，牢牢抓住瓜分利益的特權。
相反，在一個有全面民主的地方，民意可以通過制度，對經濟精英的權力和影響力，施加有效的制衡，不會讓他們予取予攜。而在專制時期，政治權力既獨斷又強大，不受經濟精英左右，而且金融業開放早期的得益，大多由政治精英及其裙帶關係分享，因此他們願意有限度開放金融市場。
香港非常不幸地，正正處於Campos和Coricelli所言那種半桶水民主階段。香港政府認受性低，擁有最大政治權力的行政長官，權力源自集中了經濟既得利益者的小圈子選舉，施政要睇財閥和經濟精英面色。
如果香港這種政治制度不變，未來數年情況可能會變得更壞，傳統財閥和經濟精英的影響力，將會由有黨國背景的紅色資本取代。中環人就算只爭朝夕，個個想安於現狀、爭取盡快搵夠退休，卻未必能適應紅色資本對香港金融制度的可能衝擊。
紅色資本恐扭曲市場
來自大陸的紅色資本，近年迅速擴大在香港金融市場的影響力，黨國企業加上無數貪官巨富泊進香港的資金，已形成一個數以千億元、甚至萬億元計的利益鏈。隨着人民幣局部國際化，紅色資本無不垂涎這塊肥肉，香港作為人民幣離岸中心，是他們必爭的據點。
對於大陸黨國權貴階層的掠奪性和排他性，香港和外國金融業經歷過去20年在內地舉步維艱、不斷碰釘的日子，早應該有深刻體會。
梁振英上台後，成立了爭議甚大的金融發展局，讓大量中資機構──尤其是國有金融資本的代表有了身份，名正言順指點香港金融政策。香港金融市場目前尚算有一視同仁的遊戲規則，日後會否仿效內地，在國家大局、金融安全等名義下，逐步被扭曲、改寫，變成為紅色資本服務？中國國家開發銀行旗下的證券行，數月前無牌為港交所（388）配股提供顧問服務，香港監管機構卻不了了之。這些例子，會否越來越多？
對沖基金經理錢志健早前寫道：「我們或要想想，在『佔領中環』這概念中，因為會透過違法去彰顯公義，公民抗命，假如你是40歲後，已進入了『人生下半場』，會否為『下一代』爭取公平、公義制度下成長而付出代價？」
我想補充的是，如果你是未夠40歲、又仲未搵夠的中環人，更加要諗諗如何支持香港爭取普選。到時候，即使不去坐街佔領，只要心甘情願返少幾日工，讓中環停擺幾天，也是一種支持，應該是大家付得起、值得付的代價。
丘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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