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手頭上那本Merriam-Webster's Advanced Learner's English Dictionary居然沒有"Sinology"這一條。也許他們的編輯部認為像「漢學」這樣一個不合時宜的名詞，早該淘汰了。別的辭典倒有見載，但只限三言兩語，如朗文的《當代大辭典》：「漢學（對中國的語言、歷史、文學的研究）」。
洋人眼中的「漢學」跟我們習稱的漢學或「樸學」各有不同，這裏未能細說。總之，在知識專門化、研究科目分工精細各擁山頭的形勢出現以前，"Sinology"這名詞雖然籠統了點，但對西方知識界的「一般讀者」說來，卻是一個不易取代、粗淺的「行業」指引。幾十年前，幾乎任何研究與中國文化有關的西方學者都可以統稱"Sinologist"，的確方便極了。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關詩珮女士近作〈大英帝國、漢學及翻譯：理雅各與香港翻譯官學生計劃（1860－1900）〉，文中的「理雅各」就是大名鼎鼎的英國漢學家James Legge（1815－1897）。理雅各是蘇格蘭人，一八七六年出任牛津大學第一任中文講座教授。關詩珮說得對，一般研究理雅各的學者，多注重他在Sinology上的特殊貢獻，但事實上他「對於中英關係、對於大英帝國如何部署及規劃在東方的長遠利益、穩定亞洲各地事務及政情，理雅各其實有更大的影響。」
理雅各活到八十二歲。他的一生同時侍奉上帝、無休無止的翻譯中國經典之餘，更沒有忘記盡公民本份，為大英帝國的長遠利益而推動翻譯官的訓練計劃，關詩珮文章談的，就是理雅各構想和執行這計劃的因由始末。為了取得有關史料和數據，她跑到倫敦殖民公署去翻閱各種原始檔案。
本來是倫敦傳道會（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傳教士的理雅各，為甚麼這麼熱心投入中國經典的翻譯？為甚麼想到要在香港推動「香港翻譯官學生計劃」（Hong Kong Interpreter Cadetship Scheme）？
從關詩珮所引的資料看，一八四三年受教會派遣到香港的理雅各確是一位「國事家事天下事」都關心的讀書人。我在〈翻譯的話語權〉一文曾經提到鴉片戰爭期間英方的譯者，除了羅伯聃（Robert Thom）對自己國家武力推銷毒品感到道德厭惡外，再沒有聽到其他譯者的反對聲音。身為知名傳教士和漢學家後人的馬儒翰（John Robert Morrison），在一八三二年怡和洋行找尋合適翻譯人員隨船北上售賣鴉片時，曾表示自己很希望得到這份工作。既然願意隨船北上做溝通，應該不會覺得售賣鴉片給中國人是傷天害理的事吧。
同樣是傳教士的理雅各對武力販煙始終深痛惡絕。他是以「貴格」（Quaker）教徒為核心會員、以反鴉片貿易為宗旨的Society for the Suppression of the Opium Trade的建會會員。理雅各涉足世務，看來習以為常。關詩珮說他來到香港後，一直投入香港民間生活，除民生福利事項如反賭博、防止香港成為販賣苦力的活動外，他特別關注的是香港教育事業的發展。他身體力行，先後在政府教育局（Board of Education）分別擔任過成員、董事會成員和主席這種實職工作。
理雅各對香港「世務」之關心，影響較深遠的，應該是他一手策劃和推動的「翻譯官學生計劃」。原來他一八四三年自倫敦抵港後，即開始察覺到，英國人若要好好的管治香港，通曉中國語文的政府官員應佔大部份。英國在鴉片戰爭前並沒有培訓在華官員和管理遠東殖民地官員的長遠計劃。跟清廷官員交涉時的譯員差不多全由傳教士扮演。鴉片戰爭後，英國在華的經貿和外交事務不斷膨脹。因語言障礙而衍生的溝通問題日見複雜。理雅各有見及此，希望把自己提出的翻譯人才培訓計劃納入公務員體制內，以確保香港政府在需要時可以不假外求。
關詩珮文章洋洋數萬言，我特別感興趣的是理雅各給「翻譯官學生」學中文用的是甚麼教材。關詩珮說在英國殖民公署檔案找出來的資料中看不到有特別為課程編寫的教科書，但根據考試內容及試後的報告所見，理雅各選材可分兩類：第一是宗教類，以新約《聖約》約翰福音為主。第二是中國經書，以四書如《論語》、《孟子》為主。此外還有《三字經》。
從考試的試卷可見，理雅各對「尖子」學生的要求，不下於舊時私塾的老夫子。他往往要求學生把中文經書片段翻譯成英文，同時亦要他們把英文《聖經》翻譯成中文。在口語訓練上，理雅各要求學生在對話中，除表達流暢，發音標準外，更希望他們在詞彙方面盡量做到多變化。經過半年「地獄式」密集訓練後，「夫子」便派他們到法庭旁聽，每周兩次，以測驗他們聽取傳譯人員和證人供詞的能力。
「翻譯官學生計劃」自一八六一年起至一九○○年這三十九年間，香港一共取錄了五十七名學員，可見拔取的確是「尖子中的尖子」。且引關詩珮一段原文：「只要我們舉出幾個曾參與這計劃來華學員的名字，即可了解這計劃對中國的影響力。例如曾在香港二十世紀推行國粹教育，被魯迅大力批判英國殖民者借助中國國粹來麻醉中國人，以求達到管治的目的第十七任香港總督金文泰（Cecil Clementi, 1875－1947），……就是這個計劃於一八九九年招募而來的學員。」
關詩珮舉出的另外一位學員是莊士敦（Sir Reginald Fleming Johnson, 1874－1938），他是末代皇帝溥儀的英文老師，比金文泰早一年來港。莊士敦離開中國後，把見聞寫成《Twilight in the Forbidden City》（《紫禁城的黃昏》），「繾綣之情，躍然紙上」。他後來出任倫敦大學亞非學院遠東系的中文教授。
魯迅憑甚麼「批判」金文泰？他在〈略談香港〉（一九二七）一文引了《循環日報》兩條資料，一是一九二七年六月二十四日「金制軍」（即港督金文泰）在督轅茶會中以廣東話發表談話，應合周爵紳（周壽臣）和賴太史（賴際熙）有關「維護國粹」的言論，說明在香港大學成立「華文學系」之必要。金制軍舉出了三個理由：一是在香港的中國人「要顧全自己祖國學問呀」。二是「中國人應該整理國故呀」。三是「就係令中國道德學問，普及世界呀」。
金文泰談話次日，《循環日報》有報道說：「賴際熙太史即席演說，略謂大學堂漢文專科異常重要，中國舊道德與乎國粹所關，皆不能緩視，……周壽臣爵士亦演說漢文之宜重於當世，及漢文科學之重要，關係國家與個人之榮辱等語。」
金文泰鼓勵中國人發揚「國粹」，是否可用「陰謀論」來解釋，當然值得討論，但我們不應忘記的是，他在「翻譯官學生」時代接觸的中國「國故」，是《論語》、《孟子》和《三字經》這類「封建」教材。正因外國人可以對「九州震盪風雷急」的中國政局置身事外，才令對我們的「國故」發思古之幽情。難怪西風殘照下的紫禁城，在莊士敦筆下盡見「繾綣之情」。
客觀的看，金文泰的「復古」言論，放在歷史的框架中，是一個「時代的錯誤」。一九二七年二月十九日魯迅以〈老調子已經唱完〉為題在香港青年會發表演說。他破題就說：「凡老的，舊的，都已經完了！這也是應該如此。雖然這一句話實在對不起一般老前輩，可是我也沒有別的法子。……中國人的文章是最沒有變化的，調子是最老的，裏面的思想是最舊的。但是，很奇怪，和別國不一樣。那些老調子，還是沒有唱完。」
老調子將中國唱完，但仍可繼續唱下去，因此有人覺得這調子不壞，你看，蒙古人和滿洲人先後統治過中國，最後不是給我們同化了麼？魯迅的解釋也夠刻薄：「原來我們中國就如生着傳染病的病人一般，自己生了病，還會將病傳到別人身上去，這是一種特別的本領。」
魯迅認為，中國的老調子在元朝和清朝還沒有唱完是因為「他們的文化比我們的低得多」。蒙古和滿洲文化不能跟西洋文明相提並論。英國人對我們身上的傳染病有免疫能力。金文泰的言論為甚麼應該「批判」？因為倘若英國人「比我們更聰明，這時候，我們不但不能同化他們，反要被他們利用了我們的腐敗文化，來治理我們這腐敗民族。」
看日期，魯迅這篇演講詞比金文泰在督轅茶會上的發言早四個多月。由此可見兩個不同膚色、不同身份的讀書人對「整理國故」看法的差異。「金制軍」演說詞的結尾還引了一本中國留學生辦的雜誌封面題詞「貢獻」給在場的聽眾：「懷舊之蓄念，發思古之幽情，光祖宗之玄靈，大漢之發天聲。」
魯迅發覺制軍記憶有誤。這四個集《文選》的句子不是出現在《漢風雜誌》上，應是《漢聲》。制軍引文也有脫落，魯迅給他改正過來：「攄懷舊之蓄念，發思古之幽情，光祖宗之玄靈，振大漢之天聲」。
理雅各對為大英帝國殖民地培訓翻譯人才的計劃，一直念念不忘。他出任牛津大學首任中文教授的Inaugural Lecture即就這題目發揮，鼓勵年輕人參加。他一再強調「牛津大學不應只為培養居於大學象牙塔的學者而設，年輕學子應通過學習中國語文及文化知識，參與大英帝國遠東事務。」
理雅各的「翻譯官學生計劃」實施期間，英國的政界、外交界和商界，對通曉中文的翻譯人才，爭相羅致。粗通華語是一大資產，有利仕途。學員一完成課程後，幾乎都可以「搖身一變」成為政治架構中的中堅分子，出任高官如「輔政司」（Colonial Secretary），或「撫華道」（Chinese Protector）。其中有些還未完成課程時已被大商行如怡和「獵了頭」。學員毀約要罰款，區區小數，商行樂意支付。
這些學員中職位最顯赫的當然是「金制軍」。我們以他的言行來觀照理雅各「計劃」的成果，恐怕得用舊小說的套詞「話分兩頭」來解說了。先說魯迅的立場。太明顯不過了。他「批判」制軍的言論，反映的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主流思想。「國故」抱殘守缺。再引魯迅的話。「國故」這些「老調子」可怕的地方是因為這是「軟刀子」，像明朝的賈鳧西的鼓詞裏說的：「幾年家軟刀子割頭不覺死，只等得太白旗懸纔知道命有差。」
金文泰是大英帝國殖民地商官，除《聖經》外也讀線裝書。不管他私底下對五四運動的印象如何，就他的身份而言，他斷不能參加北京大學學生遊行、高喊「打倒孔家店」的口號。這樣看來，要是理雅各當初推動「翻譯官學生計劃」是為殖民地政府儲備人才，他目的是達到了。他採用「四書」作教材，也是順理成章的事。不讀《論語》、《孟子》，難道教學生念李贅的《焚書》、《續焚書》？
拿美國六七十年代左傾「知識人」的行話說，理雅各關心、投入社會的活動，在他們眼中一定是個Concerned Scholar。理雅各教授真是精力過人。「四書」、《道德經》、《莊子》之外，他居然還找出空檔翻譯《太上感應篇》這類「經典」以外的文字。理雅各身兼傳教士、Concerned Scholar和漢學家三種身份。單以Sinologist（Sinologue）的標準去衡量，他已成就驕人，這輩子沒白活。
五六十年代的香港，街頭常見政府的告示，其中有警世的詩句：「隨地吐痰乞人憎，罰款千元有可能」（下面兩句記憶可能有誤，不列）。也見「嚴拿白撞」和「行人沿步路過」的指示。這些告示的原件想為英文，後改為廣府話。「乞人憎」挑動港人的自尊心，比光禿禿的英文"No Spitting"見文采多了。「嚴拿白撞」該是No Trespassing吧？都跟「翻譯官」計劃無關，不瞎猜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