佔領中環要發展成為一場全民運動，不再是Final Fantasy，因為我在深水埗茶餐廳也聽見侍應阿叔在討論，如此趨勢與八九民運期間香港社會的狀態，已相去不很遠。
我在大學時參與國事學會，前輩們在八九春夏之交的經歷，一直口耳相傳。當年幹事們到文具店購入大量文具，與老闆說起那是校園大量製造大字報之用，老闆聽罷堅決不肯收錢；又有一次幹事們抱着一大綑報紙雜誌跳上的士，為的是到啟德機場派發給飛返內地的港人，希望就算北京實施戒嚴也能靠這樣將資訊傳回內地，而那位司機落車協助他們卸貨之後，輕輕推開遞錢的手就坐回車上開車離去。這兩個例子，可見當年的市民就算未有走上街頭，他們也在日常生活中，用各自的方式投入運動和傳遞熱情。畢業以後，我在不同的工作環境中，偶爾也會聽到更多類似的故事：大機構的中層管理人員與下屬集體請假上街；中小企的老闆叫員工去遊行不必回公司。如果佔領中環也能醞釀出當年的民氣，中產的參與就不再限於在街頭公民抗命作為道德感召，更可以透過他們在各自崗位的影響力，釋放基層市民投入群眾力量，全民運動就此成形。
當年用不着太多解釋，大家都知道遠在北京的學運成敗，直接關係本土的未來。現在佔領中環的論述，除了言及對普選原則的堅持，和與中共的博弈，更要具體描述本土的願景，那就是透過運動扭轉中共殖民體制，避免港人再做二等公民的這個中共既定之局。以大學為例，去年這個時候使浸大捲入「民調風波」的傳理學院前院長趙心樹，和負責製造「中國模式」教學手冊及內容涉及誹謗中大的《香港藍皮書》的學者薛鳳旋，這些學者出事的時候，都暴露了他們嚴重缺乏本科的專業知識，令公眾質疑他們當初如何通過遴選而得以身居高位。許多公營及商業機構也有同樣情況，內地人士並不像從前是在平等的競爭中脫穎而出，而是透過制度的安排，壓抑本土專業人士的上流空間。另一方面，香港的中小企同樣面對這種制度性的壓迫。我聽過一位在珠三角有實業的老闆訴苦，他感受到內地政府近年為扶植地方資本，利用勞工和環保等法規來逼走港商。不管他的公司已經符合了所有法規，還是在枱底做過多少「疏通」，終究得不到批文，但當地的企業對法規要求無一達標，卻可開工大吉。他慨嘆特區政府「冇腰骨」，不但未有捍衞港人權益，甚至出賣港人利益。
據報道，戴教授即將發表佔領中環的「信念書」，我的建議是要盡量避免陳義過高，要着重扣緊運動與各階層的切身利益，並多以日常生活作例子，如此則市民所感受到的共鳴，必定遠大於搖晃幾支殖民地的龍獅旗。
楊繼昌
浸大國事學會前幹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