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的記者又再遇襲了。這一個「又」字，記載的是禮樂崩壞文明淪喪的過程中，一次比一次憤慨卻是無可奈何的絕望。去年的十二月三十日，「愛港力」的維園阿伯追打now攝影師。二月二十八日，《南華早報》女記者在上水採訪水貨客時候被掌摑。好了，劉霞門外這一遭是三個月之內的第三次了，香港的記者何時變成了戰地記者？更可怕的是，這個「打記者三部曲」，看來並沒有惹起社會對捍衞新聞自由更強烈的關注，反而大眾看似是積非成是習以為常，表現得更為麻木。連新聞業界本身也是如此反應，事發後的一天，全港竟只有兩份報章以此事作頭條。
我不知道這是不是叫做求仁得仁，我只記得十年八載之前，我在大學裏認識的許多就讀新聞系的朋友，畢業在沙士過後經濟最差的時候，為實踐自己所學，月入六、七千也義無反顧投入報館電視電台，開始日夜顛倒的生活。結果八十後也到了中年或中女的今天，他們居然還是磨不去稜角，守住老闆老總早已丟上九重雲霄的新聞操守，不管被採主總編槍斃多少新聞話題，抑或被訓誡恐嚇過多少次要「顧住大局」。大局？那究竟是誰的大局？你們這班老總，之所以坐上現在的位置，全拜過去的新聞自由所賜，今日所做的卻是自我審查，這算不算是忘恩負義？更諷刺的是，在沒有「新聞法」只有黨委書記的內地媒體中，卻會有《南方周末》和《新京報》的老總，居然肯頂住壓力，就算殺身成仁，都不去執行中宣部的指令。那可是文化大革命之後到處黑心地溝油的共產中國，為何反而會見到孟子所言的「威武不能屈」，而在香港偏偏找不到這種風骨？陳雲不是說香港才是華夏文明的繼承者嗎？
然而最悲壯的是，我的這一班朋友，以及許許多多的香港前線新聞工作者，就算經歷由維園到上水的粗野對待，還是從烏魯木齊到成都到北京鑊鑊新鮮鑊鑊金的強國鄉俗，一旦伸出了咪線，舉起了鏡頭，他們的手就不再放下，直至得到真相和答案，哪管採訪會被帶入後巷、被告襲擊、再加sometimes naive也好。香港已經注定是一齣悲劇，但只要我一息尚存，我也忘不了這一群明知有強權無公理，仍然留守到底，為新聞自由不怕劫難的悲劇英雄。
楊繼昌
自由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