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的記者又再遇襲了。這一個「又」字,記載的是禮樂崩壞文明淪喪的過程中,一次比一次憤慨卻是無可奈何的絕望。去年的十二月三十日,「愛港力」的維園阿伯追打now攝影師。二月二十八日,《南華早報》女記者在上水採訪水貨客時候被掌摑。好了,劉霞門外這一遭是三個月之內的第三次了,香港的記者何時變成了戰地記者?更可怕的是,這個「打記者三部曲」,看來並沒有惹起社會對捍衞新聞自由更強烈的關注,反而大眾看似是積非成是習以為常,表現得更為麻木。連新聞業界本身也是如此反應,事發後的一天,全港竟只有兩份報章以此事作頭條。
我不知道這是不是叫做求仁得仁,我只記得十年八載之前,我在大學裏認識的許多就讀新聞系的朋友,畢業在沙士過後經濟最差的時候,為實踐自己所學,月入六、七千也義無反顧投入報館電視電台,開始日夜顛倒的生活。結果八十後也到了中年或中女的今天,他們居然還是磨不去稜角,守住老闆老總早已丟上九重雲霄的新聞操守,不管被採主總編槍斃多少新聞話題,抑或被訓誡恐嚇過多少次要「顧住大局」。大局?那究竟是誰的大局?你們這班老總,之所以坐上現在的位置,全拜過去的新聞自由所賜,今日所做的卻是自我審查,這算不算是忘恩負義?更諷刺的是,在沒有「新聞法」只有黨委書記的內地媒體中,卻會有《南方周末》和《新京報》的老總,居然肯頂住壓力,就算殺身成仁,都不去執行中宣部的指令。那可是文化大革命之後到處黑心地溝油的共產中國,為何反而會見到孟子所言的「威武不能屈」,而在香港偏偏找不到這種風骨?陳雲不是說香港才是華夏文明的繼承者嗎?
然而最悲壯的是,我的這一班朋友,以及許許多多的香港前線新聞工作者,就算經歷由維園到上水的粗野對待,還是從烏魯木齊到成都到北京鑊鑊新鮮鑊鑊金的強國鄉俗,一旦伸出了咪線,舉起了鏡頭,他們的手就不再放下,直至得到真相和答案,哪管採訪會被帶入後巷、被告襲擊、再加sometimes naive也好。香港已經注定是一齣悲劇,但只要我一息尚存,我也忘不了這一群明知有強權無公理,仍然留守到底,為新聞自由不怕劫難的悲劇英雄。
楊繼昌
自由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