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宏志論文〈第一次鴉片戰爭的譯者〉提到的「譯者」，即是大清帝國天朝習稱的「通事」。文內涉及「通事」的筆墨較洋人的「譯生」為多。讀罷王教授長文，重新感受到舊時中小學老師所說的「喪權辱國」的悲痛。我在舊文〈天朝通事：買辦英文〉引述王宏志文章的關鍵語。他說以中英兩國當時的軍力來比較，英方在鴉片戰爭取得勝利，幾是定數。「但在缺乏合格和受信任的譯者的情形下，中方無論在戰爭情報以及談判過程中完全處於被動的位置，這實際上也影響了戰爭的成敗以及後果。相反，假如清廷能認識到翻譯在戰爭和外交中的重要性，他們又是否會這樣的一敗塗地？」
負責禁煙的欽差大臣林則徐不是不知道跟英國人交手需要「時常探訪夷情，知其虛實」，可惜通事給他探來的「夷情」，只見其虛，不見其實。他在一八四○年七月十日的奏摺寫道：「英夷一至岸上，則該夷無他技能，且渾身裹纏，腰腿僵硬，一仆不能復起。不獨一兵可手刃數夷，郡鄉井平民亦盡足制其死命。」
翻譯原來是一種文化事業。人文學科知識得以跨國傳播，靠的就是翻譯。翻譯當然也是外交和跟外商往來不可或缺的媒介。王宏志洋洋數萬言的長文，分上下兩篇。上篇講的是第一次鴉片戰爭中的「通事」，下篇集中討論的是英方的「譯生」。據王教授研究所得，英方譯者在這場戰爭所扮演的角色，遠遠超出一般的翻譯和溝通的工作。他們不但積極參與真槍實彈的戰事，更直接介入雙方談判，因此在整場戰事中發揮了舉足輕重的作用。
英方譯者的表現遠勝於中方的「通事」可就歷史的因素來解釋。我們或可這麼說，如果西方教會不是急着要救中國人的靈魂、如果英國商人不是熱中於跟中國人做買賣，像王宏志文內所舉的幾位「出色」的譯者，因為沒有甚麼實際需要，就不大可能出現。大英帝國的子民，深以米字旗無落日的國勢為榮，活得好好的，為甚麼要學中文？
一七九二年乾隆接見不肯三跪九叩的「英夷」特使馬戛爾尼（George Lord Macartney, 1737－1806），看到他呈上的國書，方知使團此行的目的，不是為了祝賀自己的「聖壽」，而是另有所謀。既然如此，何必跟這廝廝混。於是讓特使帶回一些像茶葉絲綢之類的禮物，用以回報英方帶來的「貢品」，但拒絕英方通商的要求。
且引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所錄的天朝敕諭：天朝物產豐盈，無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貨物以通有無，特因天朝所產茶葉、瓷器、絲斤為西洋各國及爾國必須之物，是以加思體恤，在澳門開設洋行，俾得日用有資，並沾餘潤。今爾使臣於定例之外，多有陳乞，大乖仰體天朝加惠遠人，撫育四夷之道。
馬戛爾尼的使團一七九四年回到英國。此行雖做不成買賣，但卻給英國的「有識之士」難得的一次機會接近觀察虛有其表的「天朝」真面目的。馬戛爾尼留華期間一直有記日誌。依他看來，中華帝國是一條老舊、瘋狂、第一流的軍艦。過去一百五十年還能漂浮水上，端賴艦上各官兵能維持警覺。這條老古董之能威嚇鄰邦，靠的是外貌和體積。但這破船一旦任由一個能力不足的船長掌舵，船上的紀律和安全就會瓦解。船身也許不會馬上下沉，可能還會在海上漂流一陣子才隨波浪拋到岸上折成碎片。但破船從此再難恢復原貌了。
馬戛爾尼二百多年前對「天朝」的觀察與預言，日後幾乎一一兌現。他預言「天朝」國勢一旦崩潰後，將徹底顛覆既有的營商模式與秩序，不但對亞洲如是，對世界其他地方亦如是。中國人辛勞勤奮的精神與精乖靈巧的天性將會受到考驗，也因此變得羸弱，雖然不至於全部消失。到那時候中國的海港再難封閉，因為意圖在中國建立貿易關係的國家必會不惜使用一切手段去打開門戶，爭取市場。大家勾心鬥角，你爭我奪的結果會造成亂局。
「天朝」淪落，那麼，在馬戛爾尼的水晶球裏，他看到的大英帝國又是甚麼一番景象呢？他說由於英國財富充裕，人民天賦又高，將會一躍而成為在地球上最強大的政治、商業和海上貿易的勢力。馬戛爾尼據此原因推想，大英帝國將是上述世事演變中的最大得益者。大英帝國將凌駕於所有對手之上。
大英帝國要跟「天朝」做生意，原先以為一切問題可以「動口」解決。誰料自認「上國衣冠」的朝廷把他們看作不知進退的barbarians。英國人一心要闖入中國市場，「動口」達不到目標的話，自然就會「動手」。為了「凌駕」對手，他們致力於「知己知彼」的摸底工夫。英政府要跟「天朝」溝通，事事得依靠翻譯幫忙。這也說明為甚麼在鴉片戰爭期間立下汗馬功勞的英方譯者生前死後都得到官方的重視和表揚。馬儒翰（John Robert Morrison, 1814－1843）死後，香港總督璞鼎查（Sir Henry Pottinger, 1789－1856）明令所有英國船隻下半旗誌哀。比起馬儒翰來，郭實獵（Charles Gutzlaff, 1803－1851）死後更見榮哀。雖然他生平備受爭議，香港政府還是在最繁盛的中環地區的一條街道以他粵語拼音的名字命名，即今天的「吉士笠街」。殖民時期的香港政府雖有慣例大量採用殖民官員的名字命名街道或建築物，但是屬於譯者身份的，僅郭實獵一人。
我在〈天朝通事：買辦英文〉引用了王宏志的資料，略為提到替「天朝」服務的「通事」究竟是甚麼人物。一位名為鮑鵬的在琦善（投降派）跟英方代表義律（Charles Elliot）談判時曾從中做過「溝通」的工作。後來他回到澳門探望老主子鴉片商顛地（Lancelot Dent）和舊日的傭工同事。一眾哥兒們拿「士別三日」的老話跟他開玩笑，他馬上跳起來，伸出右臂，緊握拳頭，破口大叫道：You thinkee my one smallo man? You thinkee my go buy one catty rice, one catty foul? No! my largo man, my home catchee peace, my have catchee war my hand, suppose I open he, make peace, suppose I shutee he, must make fight.
這段「通事」英文，幸有齊思和的中譯：「你們以為我是一個小人物嗎？你們以為我去買一斤米，一隻雞嗎？不是，我是大人物啊！我的手中抓着和平，抓着戰爭，要是我打開它，那就和平，要是我合上它，一定打仗。」
拿英方的譯者相比，在清廷做傳譯的「通事」確濫竽充數。他們或是洋行買辦，或是退職海員，可以想像他們在「詩禮傳家」的社會中不會受到尊重。英方譯者的出身卻易跟教會有淵源。像上面提到的馬禮遜。他是在一八○七年由倫敦傳道會（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派遣到廣州的。一八○九年開始在東印度公司任職，一直到一八三四年公司商業壟斷權結束為止。其間致力於翻譯和編輯工作，修訂了耶穌會的《聖經》譯本，編寫了《英華字典》，更創辦了英華書院（Anglo-Chinese College）。
馬禮遜的兒子馬儒翰在澳門出生，從小就跟父親學習中文。兒子七歲那年，馬禮遜曾寫給倫敦傳道會的秘書，告訴他要把兒子教導成材，成為一位「中國學者」（a "Chinese Scholar"），方便在中國傳教。「馬禮遜」這名字已十足漢化。「馬儒翰」更見孔孟遺風，比馬可勃羅這等「夷名」聽來體面多了。
王宏志文中記載有關馬儒翰的部份說到他一八三○年十月在廣州當上了在華英商的翻譯員。他當時才不過十六歲，但已負責翻譯英商與中國官員間的往來文件。「一八三二年怡和洋行在找尋翻譯人員隨船北上售賣鴉片，當時怡和洋行內一些職員知道馬儒翰很希望得到這工作，但最終查頓（Jardine）選上了郭實獵，馬儒翰很感失望。」
我們記得馬氏父子兩代都是有「漢學」根底的資深「譯生」。任何一個英方的「譯生」渴望得到怡和洋行的指派隨船北上售賣鴉片我們都不會感到奇怪，但本份應是拯救人類靈魂的傳教士居然熱中販賣阿芙蓉，實在有點不倫不類。
翻譯是一種專門的學問。照理說，作為譯者的馬儒翰，要論他的得失，看他專業水平就夠了，何必跟道德層次混為一談？幸好王教授所引資料中有一條間接的給我們提供了答案。在怡和洋行受薪的英方譯者中還有一位叫羅伯聃（Robert Thom, 1807－1846）的，蘇格蘭人，年輕時即銳意要在商界發展。為了學習地道中文，他從不放過任何跟中國人交談的機會。一八三八年十二月八日，在林則徐還未抵達廣州禁煙前，上頭交來一份鴉片煙商因義士（James Innes）的信，要他翻譯中文，內容是否認自己輸入和在中國售賣鴉片的陳詞。
羅伯聃甘冒「炒魷」的風險，義正詞嚴的回了主管Jardine的話。他告訴Jardine自接文件後長夜失眠，發覺自己不論在感情上或良心上都不能翻譯這份「下流無恥」（rascally）的文件。他說自己在任內不敢奢望富貴榮華，只望能竭盡綿力促進英中賓主國間的和睦。不論是通過翻譯或見諸行動，他都會依隨公理和正義傳達給中國人歐洲人的高尚道德的觀念（to convey to them an idea of the high moral tone of Europe）。他說他不想留給英國人世世代代的子孫一個敗德劣行的記錄，因此拒絕翻譯Innes的文件。
英諺有云Knowledge is power。對英方的譯員來說，掌握漢語的能力就是知識，就是他們足以傲人的權力。《南京條約》簽訂時，不見天朝「通事」在場。條約的中英文條款，皆由英文擬定，遇有爭議之處，以英文本為準。從王宏志提供的例子看，英方的譯員在中英談判中所展示的權力，幾乎達到「一言而為天下法」的地步。張喜在《撫夷日記》提到，英軍攻克寧波後，準備發兵南京，耆英和伊里布負責談判「贖城費」的數目，馬儒翰因獨具中英雙語的「權力」，發言每可扭轉乾坤。贖城的數額，據馬儒翰透露，璞鼎查原定五百萬両，馬儒翰自己減至三百萬両。「結果不少人都認為馬儒翰是勒收贖城費的主事人。其他人甚至包括經常在場的璞鼎查等，結果都變成陪襯角色。」代表耆英出席的家僕張喜，是英語文盲，整個談判過程中的「話語權」，因此都落在馬儒翰手上。
另外一位在鴉片戰爭前後期為英方立下汗馬功勞的就是香港政府用他名字命街名的郭實獵。此公最富傳奇色彩。他一八三一年初到澳門，不久即為東印度公司招聘，在公司的船The Lord Amherst當翻譯到中國沿海查察，航程包括上海、山東、威海衛等地。他有沒有從事間諜活動，替英政府刺探軍情？顧長聲引了郭實獵自己寫的航海志一段：「我們巡視了（吳淞口）炮台的左側，察看了這個國家的防務內部組織。……火藥的質量低劣，炮的保養和使用都極壞，點火口太寬，製造得不合比例，我確信有些炮對炮手們要比對他們所瞄準的敵方更加危及生命……」
跟馬儒翰的身份一樣，郭實獵也是一位傳教士。據說只要他戴上假辮子，穿上「天朝」衣冠，外人也看不出他原是「夷人」，難怪他一次在英軍的佔領區中當「民政官」時，有居民因傾慕他「勤政愛民」的清譽，願意把兩個女兒送給他當妾侍。
除了「官話」外，郭實獵還通曉福建話和其他方言。這有利他在中國境內明查暗訪做「實地考察」（fieldwork）。一八三八年他出版了一本名叫China opened; or, a Display of the Topography, History, Customs, Manners, Arts, Manufactures, Commerce, Literature, Religion, Jurisprudence, etc.的書。"China Opened"就是「中國的門給打開了」，再不inscrutable，不再神秘兮兮了。這本書聲稱涉及的範圍包括中國的地形、歷史、風俗、人情、藝術、製造業、貿易、文學、宗教、法律等等。（就差沒有醫卜星相。）論者認為郭實獵做的，實在只是「大量地剽竊抄襲」。
論者認為，郭實獵為英國政府的所作所為，有不少是「備受爭議」的。無可否認的是，他是一個英文說的resourceful man，腦筋靈活，足智多謀。在戰場上，他名為「譯生」，卻因應形勢需要，常得權充兼差。一八三五年他受英國外交部秘密委託，就中英關係發表意見。「他明確建議英國派兵佔領舟山的其中一個島嶼，這樣便可以對中國沿海好幾個城市進行封鎖，迫使中國人就範，以跟他們進行談判，爭取較好的商貿條件。」
如果郭實獵平日沒有「抄襲剽竊」的閱讀習慣、不經常做fieldwork、不會說多種中國方言、他對「天朝」的認識就不會高人一等。那麼，他躋身於英廷主持對華戰事的官員間就會失去他的「話語權」。
本文結束前，借用王宏志一句話問一個關鍵問題：「究竟這些英國翻譯人員中文水平有多好？」我們從實例去求答案吧。英國首任駐華商務監督律勞卑（Lord William John Napier, 1786－1834）抵華後，曾寫信給兩廣總督盧坤，要求見面商談改善英國人在華待遇。中譯本出自馬禮遜父子手筆：
斯王令。准我等英國主所設各位監督。有權治理凡有英國人等自從大英國四海各地方來大皇帝各地方為貿易。向特准屬貴公班衙人來廣貿易。惟令本國大主同協治國政之大部發諭。令公班衙貿易止息終者。
皇天后土，我真搞不懂這封致盧坤大人的信說了些甚麼話。幸好弄不懂的還不止我們平民百姓，據王宏志文章所言，清廷各高官大人對這類的中文照會也常抱怨，認為「文理不通」、「其詞語支離破雜、多不可解」。這樣看來，當初訂立天津條約時訂下一切條文以英文本為準的補充極有先見之明。這就是說，好事者若想知律勞卑究竟對盧坤說了些甚麼東西，得想辦法找出英文原件來對照一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