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斯福」，我說的不是那個美國總統，而是羅孚。
在《新晚報》報館裏，大家都叫他「羅老總」外，但更多的是叫他「羅斯福」，這稱呼也許顯得更親切些吧，至於這個「花名」是何來歷，我沒有去考究過，因為余生也晚，我是在一九七三年方才進報館工作的，所以只是跟着別人這樣叫他，沒有深究何以有如此稱呼，當然，我知道他的真實姓名是羅承勳。
在國內經歷過文化大革命後，我實在心有餘悸，中國人搞文字獄是很拿手的，無中生有，影射引伸，無限上綱，層出不窮，即使回到香港，我也不很想再拿筆桿，從事文化方面的工作太危險了，還是盡量離遠一點好，故此我寧願「從零做起」，在父親的藥房學配藥，到工人醫療所去當義工，希望學門技術手藝以謀生，確是心灰意冷，只求安安穩穩過日子，實在胸無大志。可是人算不如天算，碰見李沖叔到父親的診所看病，他走進藥房跟我的師傅朱華發聊天，一眼發現我在配藥，就把我拉出去，在走廊裏把我教訓了一頓，認為我應該到報館去工作，不容我分辯，要我到《新晚報》去見羅孚。就這樣，我又再次從事筆墨生涯了。
羅孚，可以說是我在香港首先接觸的文化人，過去我從沒有從事過新聞工作，跟報館也沒有打過交道，記得那天我貿貿然地到報館去，其實心裏並不想去報館工作，只不過不好意思違背李沖叔的一番心意，姑且去看看而已。
記得我去《新晚報》那天上午，是在我到工人醫療所去上班之前，天雖然沒有下雨，卻陰陰沉沉。我上到四樓《新晚報》的編輯部，對門房說我要見羅孚，就被帶進一間小小會客室，我還未坐定，羅孚就走進來了。他身穿白色夏威夷襯衫黑色長褲，頂樸素的，戴眼鏡，個子不高。
他告訴我，昨晚李沖曾和他通過電話，介紹我到《新晚報》工作，他問我：「你過去有在報館工作過嗎？」
我說：「沒有。」
他又問：「你懂英文不懂？」
我說：「算是懂吧。」
他指着會客室牆邊的報紙架，說：「那這樣吧，你找一張英文報紙，隨便挑一篇東西，今晚回去譯一段文章，明天早上帶來給我看看，甚麼文章都行，讓我看看你的中英文程度吧。」
談話就到此結束，我於是離開報館。我心裏想，難道這就算是面試了？要我譯一段文章，大概算是考筆試吧？
我在妻子還沒有從廣州到香港那兩三年，每天在工作之餘，晚上又沒有別的事幹，也沒有應酬，為了消磨時間，我曾譯了一本黎巴嫩詩人紀伯倫的小說集，還寫了一篇介紹這個詩人的短文。於是，我第二天早上就帶了這本譯稿，到《新晚報》去交卷。
我對羅孚說：「這是我年前利用業餘時間，從英文繙譯過來的，譯得不怎麼樣，不知道行不行？」
他說：「你把它留下來，讓我看看，好嗎？」
我把那本稿子留下，就到工人醫療所去當義工了。其實我這是敷衍了事，我心想，這本東西譯得並不理想，如果「不及格」，我就繼續在藥房學配藥和當義工，這樣李沖就不會怪我不聽他的話了。說實在，我對到報館工作並不抱很大的期望。
我絕對沒想到，第二天的《新晚報》，在「風華」版上面，竟把我那篇介紹紀伯倫的文章，全文照登了出來。我感到驚訝，也很興奮，我家是訂閱《新晚報》的，爸爸並沒有發現那篇文章是我寫的，我偷偷告訴妻子，心中頗為得意，畢竟我這是首次白紙黑字在香港的報紙上刊登文章嘛。
次日我接到羅孚的電話，他說：「你看到報紙了吧？你那篇文章我們刊登了，你明天來報館報到吧。」也就是說，筆試也及格了，就這樣我進了報館工作，一幹就是幾年。
本來我以為是在《新晚報》工作，誰知道我到羅孚那兒報到，他卻對我說：「《大公報》副刊的陳凡老總提出，他們那兒需要一個大學生當編輯，所以把你分配到《大公報》，你有意見嗎？」
我能有甚麼意見呢？於是他把我帶到五樓《大公報》副刊課，介紹給陳凡。
我在《大公報》工作了將近一年，最終因故調回《新晚報》，但那時《新晚報》副刊已經夠人，於是分配我到電訊部門工作。最初我坐在唐人嚴慶澍對面，背對着門口。過了不久，陳凡的精神已經不大正常，常穿着紅色襯衫，帶着一把長尖刀上班，自號「大刀衞士」，揚言要砍人。由於我在《大公報》副刊這段日子，同他有過一些不很愉快的過節，所以對他的「舞刀」，我頗為介意，年少氣盛，曾對嚴慶澍和羅老總說：「我背對着門口坐，要是陳老總進來揮刀，那我可要進行自衞還擊了，如果他拿刀砍我，我就用椅子打斷他的腿。」
羅老總搖搖頭笑道：「不要這樣，千萬不要這樣，他是對我，不是對你的。」
嚴慶澍更說：「小老弟，你不要緊張，你可千萬不要用椅子打他，你會吃虧的．他是精神有毛病，你這又何苦呢？」
我點點頭，說：「你們說得也對，他砍我，到頭來可以說是發神經，我打了他，我沒有發神經，倒反變成我有罪了，那就不上算了。」他們知道我背對着門坐感到不安全，就讓我搬到裏邊靠近窗口的桌子去，免得我不安心。
我曾私下把羅孚和陳凡兩個人的領導作風加以比較，因為我曾在他們兩個的領導下工作過。首先我肯定他們兩個都是有學問的能人，他們都是愛才之人，都希望發揮部下的積極性，對培養下屬不遺餘力的，不過他們的方式方法卻完全不同。
陳凡對下屬是以家長式統治，要下屬聽話，故而對不聽從他旨意的就不喜歡，若果聽話，他也很加以愛護栽培，我初到大公副刊時，他不只給我起筆名，送給我看版工具，還給我講解中國文人誰的文筆好壞，介紹我看白先勇的小說……這些我是不會忘記的。
不過由於他受文革極左思潮的影響，往往言論十分片面偏激，有一次他罵我們：「你們都有罪，你們要三跪九叩一直跪拜到北京去請罪！」後來由於精神亢奮無法抑制，發展到在報館帶刀出入，自稱「大刀衞士」，甚至在開大會時跳上台舞刀謾罵。
其實我老早就看出他精神有問題，記得有一天在辦公室他問我：「你爸爸是醫生，我晚上時常失眠吃安眠藥，你問你爸爸可否幫我買些安眠藥？」我當真的把這當回事，回家我問爸爸，爸爸叫我告訴他，安眠藥不能這樣經常地服用，會出問題的，靠安眠藥來睡眠，只會越吃越亢奮，最後無法抑制自己，會造成精神失常的，而且我爸爸從未為他看過病，又不是他的診治醫生，是不可能為他買安眠藥的。
陳老總聽我這樣說，自然很不高興，他板起面孔說：「我也知道吃安眠藥不好，會有副作用，但我不吃就不能睡覺，得不到休息如何工作呢？算啦，不用你爸爸操心了，我會自己想辦法的。」他長期服用越來越強的安眠藥，抑制不了他的精神亢奮，就變得越來越暴躁和偏激，動不動就發脾氣罵人，結果最後變成了「大刀衞士」，實在是很可悲的。大家對陳凡就有點敬而遠之畏之，背後叫他「神經刀」，避之則吉。
不過我還是很敬重他的，因為他是個很有學問的人，對待工作也很嚴謹，每天下午看大樣，十分認真，一個錯字也不放過，遇到不認得的字，立即去查中文大字典，一定要弄清楚。我就是聽從他的話，受他的影響，專門買了一套台灣的中文大字典。我始終都佩服他工作和做學問的態度，當然我也同樣不以他的待人處事的方式為然。
後來我離開了報館，自然很少有機會接觸陳凡，後來聽說他退休後把病治好了。記得在八十年代中，曾有一次開文學會議，我在會上碰見了他，覺得他發福多了，已變成了一個慈祥的長者，待我十分友好，問寒問暖，完全不再計較我過去和他發生過的矛盾了。
羅孚對下屬採取的態度不同，如果我們做錯了甚麼，他會嚴肅批評，但如果我們並沒有錯而受到指責，他會為我們辯護，甚至把責任擔起來，保護自己的下屬，故此在報館裏他的人緣很好，大家叫他羅斯福，是一種帶有尊敬的愛稱吧。其實不只報館裏他很有人緣，在香港的文化界，也是很有威信的，記得他出事前，有一晚我和古仔黃繼持戴天等一大堆人在文樓家聚會，羅孚也在場，大家開玩笑都一致認為羅孚是我們香港的「文化教父」呢。
羅孚「出事」時，我已經不在報館工作了，我是接到《新晚報》副刊的兩個同事梁良伊和李銀珍的電話才知道的，她們把我約到灣仔的萬壽宮酒樓飲茶，把發生的事告訴我，我聽了當場就表示不相信，我說：「羅斯福絕對不可能是美國間諜，打死我也不信！」
良伊流淚說：「我同他共事這麼多年，他一貫很樸素，成年都穿那套舊西裝，連褲子穿了個洞都不知道，這樣一個人，硬說他每月收美國間諜機關的錢，誰相信？」
李銀珍也動了感情，熱淚盈眶地說：「報館裏就有那麼一些人，幸災樂禍，落井下石，實在令人氣憤，你看到曾德成那篇採訪沒有？完全是按官方口徑的胡言亂語，簡直把人氣死了，太不像話啦！」
我說：「這可要怪羅斯福，誰叫他不帶眼識人，培養這隻白頭翁！我看搞政治的都是些不擇手段的傢伙，為了自己的烏紗帽連自己的老竇都可以殺掉的，這種政客根本就沒有人性。」
我在天樂里口碰見大師兄梁羽生，我拉住他問：「大師兄，你相信羅斯福是美國間諜嗎？」
他望着我哈哈大笑：「鬼才相信，簡直比我寫的武俠小說更神奇了，這件事搞到風風雨雨，實在太離奇古怪，不知道將來佢哋點樣收科！總有一天會真相大白的，我哋就放長條命等着看吧！」
曾敏之在街上碰到我，曾對我說：「老羅做情報工作是真的，不過不是美國間諜，搞情報自然是我中有你，你中有我，互相放料，這有甚麼稀奇？現在傳言滿天飛，我才不信呢，我估計根本不是甚麼間諜案，是兩條不同領導的線，其中一條搞錯了，另一條又不好出面維護，只有要老羅食死貓，不同的線互相拆台，才搞成這樣的，你放長眼慢慢睇啦，總有一天會搞清楚的。」
我嘆息道：「真是親者痛，仇者快，為甚麼共產黨盡做這樣的蠢事！」
曾老說：「這就是權力鬥爭嘛，共產黨就興搞這一套的。這件事對香港文化界影響很大，有些人就是惟恐天下不亂。」
羅孚在北京被軟禁的十年當中，我記得只見過他一次面。有一次我到北京採訪組稿，范用先生問我想見甚麼人，我說想見羅孚，不知道方便不方便？范公二話沒說，就帶我到羅孚的住處去見他。那天晚上，我們一塊在四川飯店吃辣火鍋，我問羅孚：「羅斯福，到底是怎麼一回事？」他只是笑笑說了一句：「事出有因。」我知道他不便說出內幕，何況我又不是他們共產黨中人，他不便對我這外人說的，我也就不去刨根問柢了，我只告訴他：「報館裏很多同事都認為你不是甚麼美國間諜，當然也有少數人很高興，得意忘形，上竄下跳，到處去游說搞臭你。羅斯福啊，你往日的金童玉女實在不怎麼樣呢。良伊和李銀珍專門找我飲茶，她們都氣哭了。我大師兄說你這事比他寫的武俠小說更神奇，簡直是神話，鬼才相信呢！」他聽着只是點點頭，微笑不語。
我移民加拿大後，有一天，畫家王鷹打電話給我，說有一個朋友想見見我，但他不肯說出名字，說要給我一個驚喜，於是我和許定銘駕車趕到王鷹的家去，客廳裏坐着的竟是羅孚。原來他已服完十年軟禁的刑期，終於離開北京回到香港，而且還搬到美國羅省跟女兒一起生活。他這次到加拿大來，就想見見一些老朋友。他告訴我在美國生活得很好，花園草地有自動灑水呢。那天我們一起拍照留念，晚上約同張初等十多個友人，一起到酒樓吃了一頓晚飯。
那時，羅孚還很健康，後來聽說他得了癌病，回香港居住。我直到二○一○年底到越柬旅行，在港稍作停留，約了古仔到城市花園去拜訪他。十年多未曾見面了，羅斯福仍然是笑瞇瞇的，坐在那兒像一尊佛一樣。他見了我就說：「哎，李文健，你甚麼時候回來的？」顯然他並沒有忘記我。那晚我們就在城市花園下面的酒樓共飯，他一直沒說甚麼，只是笑瞇瞇的看着我們。
羅斯福到底老了，但他的頭腦仍很清醒，仍寫出了《北京十年》這樣有意思的好書。
羅斯福啊，望你多多保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