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三月初，我還在浸大新聞系讀書，也在電視台兼職記者。有天夜班，聽說威爾斯醫院很緊張，我坐在醫院樓下的採訪車。等得悶了，聽說行家都在八樓，我獨個進了電梯。電動門打開，四五個記者戴了口罩不知在等甚麼，有人指着我說：「小朋友你好大膽，沒戴口罩就上來？」在8A門外談了兩句，護士就把我趕走了。對那時的八十後來說，瘟疫只是古裝劇的老套橋段，怎會懂得害怕？回想起來，放工後回到宿舍還要和同學玩通宵，沒有害死室友們真是萬幸。
那年的記憶所剩無幾，愚人節那晚在家喝着湯看電視，新聞畫面是文華東方酒店，第一次喝湯喝得想哭。彷彿是史上最長的愚人節，不久淘大E座封了，我也在樓下徘徊過三數天。眨眼間，已經身在北角的殯儀館外，是一個悶熱的五月。兩個月內發生太多事了，新聞部人手很緊張，於是我硬着頭皮做了第一次現場直播。那個直播太重要了，是一位沙士英雄舉殯，也是我暑假後能否轉做正職記者的里程碑。耳機傳來錄影廠的訊號，我緊張得把謝婉雯說成鄭婉雯，在鏡頭前大出洋相……歷時30秒的直播，回想起來像一世長。
2003年前後出道的大學畢業生，價值觀也許和以前的香港人不同。那年百業蕭條，同學找工作都難，堂堂大學生，身邊有人待業半年，有人屈就輕鐵駕駛員，甚至保安員。怒海浮生，眼前有甚麼，大家都只好狠狠抓住。我算幸運，24小時新聞開台，人手要求也多，總算讓我跨過全職記者的門檻，在六月的疫區，抓住了救生圈。
當年電視台面試，問沙士的醫治藥物和後遺症。面對急病，醫生不得不下重藥，對隔離病人用大量使用利巴韋林加類固醇。為了挽回性命，不少病人付出骨枯的後遺症，成了一生的身心折磨。同樣急病的，還有當時的香港社會。重看當年的新聞大事回顧，空蕩蕩的機場和商場，店舖老闆要靠人派飯盒接濟，招聘會三萬人排隊搵工；政府管治無方，還要趁你病攞你命，硬推廿三條立法，市民由一致抗疫，變為一致倒董。
於是，有人直奔中央領導人，要求開出特效藥——自由行。醫師算有醫德，事先警告特效藥的副作用：「梁振英，你好好考慮清楚了。中央不是不願撐香港，只是擔心我們這邊門一打開是關不上的。日後那麼多內地遊客去香港有可能引起逾期居留、治安等問題，香港承受得了嗎？」（梁振英香港特首之夢迎接普選陽光．江迅《亞洲週刊》）。
這劑類固醇在後來幾年確實療效神速，可是一用10年，由抗病毒變成興奮劑，催谷過度，副作用接踵而至：雙非孕婦、市區擁擠、旅遊系統超負荷、奶粉荒、水貨客、中港矛盾、輸入通脹等等。可能疫後的香港人都缺乏安全感，即使脫了險，救生圈也緊緊纏在腰間，我們一邊埋怨在岸上被拖後腿，一邊不願剪斷糾結。
上月在新光戲院看了一個由長者主演的話劇，台上前輩娓娓道出當年的獅子山下——日佔三年零八個月、六七暴動、天災人禍……當時的香港人沒有大學生的知識、人民幣靠山，但靠雙手打拼，跌倒了總憑自己雙腳站起來，更反過來接濟水深火熱的內地鄉里。看着看着，我慚愧十分，試問香港人，這10年我們是否真的用自己雙腳站起來了？政治經濟環境越來越畸形，我們肯不肯負上責任？為甚麼內地遊客現在反過來說他們接濟香港人？
有線電視訪問當年威爾斯的醫護人員，他們感嘆社會充滿矛盾，全然忘記了全城抗疫時的無私精神。後沙士時代、七一遊行、特首下台、金融海嘯、核心價值不斷被蠶食……我們見慣官商勾結、欺凌弱小、霸權主義、小人當道，竟然習以為常，甚至麻木不仁，爭相攀附。還有幾多人記掛着抗疫時的犧牲精神、人性光輝？是否獅子山精神已經在那場瘟疫裏壯烈犧牲？
我不禁想：假如沙士沒有發生過，當下是怎樣的香港？
作者：柳俊江（mailto:[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