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結緣兩地：台港文壇瑣憶》是熊志琴訪問鄭樹森整理出來的史料文稿。卷首即見鄭教授自白：「我去台灣不單為了讀書，也不只是文化認同，更是為了去台灣可以親炙許多作家，可以參加很廣闊的文藝天地，當時有這樣的憧憬……。」
就憑着這種志向，鄭樹森在一九六七年夏天以香港僑生身份到了台灣，入讀政治大學西洋語文學系。就這樣，這位原籍福建廈門的香港僑生跟台灣全島人情風物結緣四十多年。四十多年來這位「僑生」在台港兩地的文化界，特別是出版界的「生態」扮演了甚麼角色？這得從一本雜誌說起。繼《自由中國》和《文星》這兩本讀書人的刊物相繼離場後，一九六八年出版的《大學雜誌》可說是這條書生報國路線的薪火相傳。
鄭樹森介入《大學雜誌》，事屬偶然。其時負責雜誌編輯工作的，是香港僑生何步正。他因為有女朋友在政治大學西語系念書，所以常常往木柵跑。香港僑生圈子小，不久他們就認識了。鄭樹森在香港念中學時早已是文藝青年，又參加過一些文藝團體的活動，因此順理成章的答應了對方的邀請參加編輯工作。他主要負責給編排在刊尾十多頁的文藝版組稿。
但鄭教授在《大學雜誌》正式掛名，卻是一九六九年十二月才開始的。何步正是總編輯，他是副總。除台灣「本地」作家外，副總編輯還經常「引進」一些香港和海外新秀。不少初在《中國學生周報》露面的年輕人如溫健騮，也因通過了這位「香港僑生」的牽動才開始在台灣的人文天地出現。鄭教授四十年來在台港兩地文化與出版事業的活動範圍，可從《結緣兩地》書中的目錄得知一二：
一：《大學雜誌》與白色恐怖
二：《文學季刊》點滴
三：《現代文學》與「晨鐘」及「遠景」
四：海峽兩岸間的《八方》
五：一九八○年代的三地互動
六：《聯合副刊》與諾貝爾文學獎
七：比較文學因緣
在一九七○年改組後的《大學雜誌》，「聲勢大振，印量很大，每期都過萬，甚至印過三萬。議題針對台灣現實問題，由經濟到農業，以至台灣將來何去何從等等。海峽兩岸關係，變得日益敏感，國民黨不同的情治單位都在關注。」
保衛釣魚台運動鬧得風起雲湧時，《大學雜誌》出了保釣專號（一九七一年五月），決定突破政府有關學生遊行示威新聞的全面封鎖。國民黨成立的「寧靜小組」負責監察保釣活動，要求所有媒體跟隨中央社規矩，不得在文字和圖片上報道學生的抗議新聞，以免「星火燎原」。
那一期的保釣專號，刊登了鄭樹森大概也是從一位「僑生」拿來的照片，上面寫着：「民六十年四月十五日，台大政大僑生為保衛中國領土釣魚台向美領使館示威後，經羅斯福路返回台大途中。」
保釣專號付印前，國民黨特務每晚到印刷所來偷看稿件。台灣當時的《出版法》是：要查禁一本雜誌，得等雜誌把印好的單張釘裝成冊後才能「執法」。那一期的內文因此沒釘裝，就這樣的拖着。終於等到國民黨中央黨部的代表來溝通，作了讓步，說印好的照片封面可以釘裝一部份寄發海外讀者，但島內絕不可以發行。因此內銷的，只好另配封面。
那年頭在台灣的「異見分子」，一不小心，就會背上「為匪張目」罪名。《大學雜誌》這案子變得越來越「敏感」後，一向關心鄭樹森的文壇老前輩何欣先生不知從那兒聽到風聲，私下勸這位「小朋友」盡快脫身。何先生給他舉了兩個實例。一是北伐後國民黨「清黨」時，某地軍方接到密令，因一時弄不清敵我，只好集中年輕幹部到禮堂，叫他們自認是左派的靠左站，右派的靠右站。各就其位後，站在左邊的全死於亂槍下。第二個例子是：一九四九年上海棄守，特務來不及處理關押人犯，只好就地槍決，有些就掉到海裏。
《大學雜誌》總編輯何步正一九七一年五月被捕。鄭樹森因應情勢估計，猜想自己也難免牢獄之災。「他們可能先向我們兩個僑生下手，因為其他人比較知名。這是張俊宏先生常常說的，越知名越不怕抓；我就想，我們小朋友，當然先被抓了。所以當晚就準備，穿暖和些，帶幾包煙，然後就坐等，不睡覺。忘了誰告訴我，警總抓人，多是半夜後，比較不驚動一般老百姓。」
這位香港僑生那天晚上抽着悶煙，但一直等到清晨還不見警總的人上門。應該說他已經逃過一劫了。何步正羈留後釋放，但每天要到警察局報到，也不可離開台灣，要交出旅行證件。
鄭樹森一九七一年大學畢業，年底即赴美升學，就讀加州大學聖地牙哥校區的比較文學系。人隔了一道太平洋，「結緣兩地」的心意絲毫未減。他繼續在加州校園為台港文壇做穿針引線的工作。隨着大陸改革開放帶來的「文學新時代」氣象，鄭教授對當代中國文學的關注，漸次由情繫兩地變為兩岸三地。「僑生」的身份，照理說應該是個「他者」。在「本地人」的圈子裏，多被目為「外人」，等閒不會向你「推心置腹」。但事情總有例外。在某些特殊情況下，一個並無「血親」關係的「僑生」，說不定會變為「託孤」的對象。這種身份當然有利有害。不論在台灣也好、大陸也好，一遇到「非常時期」，「僑生」的海外關係，每每被「情治單位」視為「原罪」。幸好像「保釣」這種「非常時期」不常見，就鄭教授的經驗來說，這個「僑生」身份，有利他扮演希臘神話中信差Hermes的角色。
我在舊文〈見樹也見林：鄭樹森的文化評述〉中引用過紀大偉在《聯合報》副刊的訪問稿〈御風而行的荷米斯：鄭樹森談讀書經驗〉（一九九七）：「荷米斯腳穿帶翼的涼鞋，上天下地，勝任神祇的信差。荷米斯在眾人面前宣示焚風般的訊息，步伐敏捷，無視於牆垛的存在；人們想要問清他來龍去脈時，荷米斯已馳往另一空間，神不知鬼不覺。」
四十多年來，學成於台灣各大專院校的香港僑生不知凡幾，但能以荷米斯的效率給中國讀者報道西方文學動態和發展的，就我所知，只有鄭樹森這個僑生。據紀大偉所記，鄭教授自接受《聯合報》副刊編輯瘂弦之邀每年替報社訪問當年的諾貝爾文學獎得獎人的重託後，聯副編輯手上就握有一份諾貝爾熱門入圍人選名單。歷史證明，這份名單奇準，列名的作家幾乎個個得獎。不但奇準，訪問稿刊登得也奇快，往往在訪問後一兩天就見報。
鄭樹森對紀大偉解釋說，自己對諾獎的心得，「並不是出自奇門遁甲，而是長期閱讀的自然結果。」換句話說，他並不是因瘂弦之託而發奮研讀西方和「世界文學」的。我們知道，他拿的是比較文學博士學位，後來出任母校比較文學組主任和文學研究所所長。聖地牙哥校區的加大是美國重點大學。在重點大學研究院用人家的母語講授西方文學理論，比我長一輩的，有曾在威斯康辛大學Madison校區英文系任教的盧飛白。跟我同輩的，有芝加哥大學神學院的余國藩。晚一輩的，就是鄭樹森。他給《聯合報》做的工作，因此可說是他「教學相長」日常生活中的「本門功課」，不是惡補得來的「花拳繡腿」。
《結緣兩地》取材，以史為經，人物記述落墨不多。有關思果的千把字是個例外。八十年代初鄭樹森在中文大學任教，因工作關係常有機會跟思果見面。朋友間都知道思果是個「樣板」虔誠天主教徒，「時常提到世間很多引誘，魔鬼撒旦經常以不同的形式、實體來令世人犯罪，所以除了每早望彌撒，每晚祈禱，日常生活和行為都得十分注意，尤其是女人，因為原罪（original sin）源自上帝造人後的夏娃。」
我也是在中文大學任教期間（1968－1971）認識思果的。那時跟戴天、胡菊人和林悅恆等朋友常常見面。胡金銓要是碰巧在香港，總會傳召我們跟他吃飯聊天。他跟思果也是舊識。只要「老蔡」（思果本名蔡濯堂）在座，大家總會拿他對女人又愛又怕的無奈開玩笑。金銓善謔，酒過三巡後就扮演神父，逼思果辦「告解」。偷戀隔牆花？動了邪念？哎呀！回家念三十遍天主經，二十遍玫瑰經！
本文題目「長溝流月」採自陳與義（1090－1138）〈臨江仙〉詞：「憶昔午橋橋上飲，坐中多是豪英。長溝流月去無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