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是乘列車的過程，就像一個人乘火車一樣，從一個站台上車後，在車廂中遇到各色各樣的人，不同人在不同站台下車。一些人給人們留下了良好印象，下車後，令人懷念；一些人在同一節車廂相遇時，發生了衝突，但一旦下車，再次遇見的機會很少。就是父母，從我們上車時在一起，當他們下車後，往往就再也沒有見到。一般來說，家庭成員，構成自己的「第一社圈」，同學、同事、朋友構成「第二社圈」，只有「第一社圈」的人，能夠幾十年始終在同一節列車上。
人生還有「第三社圈」，這就是通過電視、廣播、報刊、網路為我們間接接觸和了解的人。
人生列車開向何處？大概我們很多人並不清楚。
我們上學時的同學，在人生列車上，與我們相處也不過幾年，很少有人，從小學到大學一直是同學。近五十年前，我的同學從「大學」一站下車了，二○○九年，同學們決定在北京中關村聚會。有一天，我從紐約打電話給一位上海同學，我覺得他在學校時不關心政治，當他聽到我名字後，馬上說，「我不能同你通話」。我才知道，政治還是一種「壁壘」，把人與人隔了開來，我沒有回中國，當然也沒有參加同學聚會。大家決定，在畢業五十年那天，同學們還要在北京中關村聚會。
我們同學聚會，不僅有對青年時代的美好回憶，而且，對科學的熱愛、以及融化在每人血液中的科學精神，把我們每一個人緊密地聯繫在一起。
我在北京上的學校，是中國科技大學。五十四年前，我背着行李，穿着布鞋，在北京前門火車站下車。我在家鄉，看慣了「大前門」香煙的廣告，當我看到真實的大前門時，我第一感覺是，這個大前門，怎麼這麼矮小破舊？當來到復興門外玉泉路科技大學時，看到的是綠樹成蔭的環境和嶄新的教學大樓。科技大學是由科學院新建的大學，我是第二屆學生。
在談科學精神前，我要談一談當時科大學生的生活。一九五九年，科技大學學生食堂吃飯是敞開的，開飯時，有些學生用筷子向新出籠的饅頭「插」去，一「插」就是「一串」五個。在中國農村，人民公社辦起了「大食堂」，吃飯也是敞開的，但時間很短，到一九五九年就不行了，但在北京的各個大學，學生們吃飯仍不受限制。然而，好景不長，第二年開始，學生就定量吃飯了。一九六一、一九六二年，由於肉類食物過少，大家感到十分飢餓，每月每人發點心票和水果糖票，幾乎都在月初就去買來，很快吃光。在這飢餓時期，我的一位哈爾濱親戚給我寄來了一袋黃豆。學校要求大家在下課後盡可能休息，少做體育運動。每周在大禮堂放映香港、蘇聯和西方電影。三年「困難時期」是科技大學最自由、最輕鬆的時期。正是在這一時期，我讀了維克多．雨果、巴爾扎克、屠格涅夫、托爾斯泰許多小說，學唱外國歌曲。《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美麗的梭羅河》伴隨了我一生。在三年「困難時期」，學校裏學習風氣很濃，閱覽室有許多公共圖書，大家都去搶座位。我在閱覽室裏，就把一本《數學習題集》的上千道題都做了一遍。在那樣的環境中，我對政治毫無興趣。在大禮堂聽政治報告，右耳朵進，左耳朵出，只記住郭沫若校長談訪問東南亞國家後創作的一首詩：
印尼三千島
緬甸百萬塔
島島倒倒倒
塔塔塌塌塌
我所在的系是應用數學和電子計算機系。六十年代初，學校裏有一台計算機，也就是電腦，有幾個房間大，進入機房，為保證乾淨，每人要穿白大褂。我的專業是基本粒子物理。科學院數學所的關肇直教我們微分幾何、集合論、泛函分析，張宗燧教我們熱力學、統計物理、電動力學、相對論、量子場論。關肇直教學有兩個特點，一是理論聯繫實際，特別把數學與解釋各種自然現象聯繫起來；二是常常引用恩格斯的《自然辯證法》，講數學和自然現象的「辯證法」。張宗燧與關肇直很不相同，對甚麼「辯證法」和任何哲學都嗤之以鼻，以純粹的科學精神教學，教了一學期的熱力學和統計物理，到下一學期，在頭兩、三節課，用幾頁紙的數學公式就概括了前一學期的所有知識。他講愛因斯坦的相對論，也簡單明白。我清楚地知道，理解透徹的知識，是無需記憶的，五十多年後的今天，我都能準確地講述愛因斯坦相對論的基本原理。
科技大學的五年學習，我們每個同學都形成了對科學和科學精神根深柢固的觀念。這就是，任何科學理論都是為了解釋現實世界中的現象的，當原有的科學理論不能解釋新現象時，原有的科學理論就要得到修改，新的理論就出現了。對科學來說，舊的理論不能解釋新發現的事實，這不是科學的危機，而是科學獲得新進展的起點，科學就是在不斷的修正中這樣進化的，「科學精神」就是「修正主義」精神。科技大學五年的學習也使我堅信，任何現象，包括千變萬化的政治，都可以找出它的合理解釋。我的座右銘是：「要理解一切不理解的事物和現象，要找出對周圍世界統一性的理解」。當一九六三年學校裏讓大家學習「反修」文章時，我總弄不清「修正主義」怎麼能與「帝國主義」「並立在一起」。我想不通的是，「修正主義」就是科學精神，怎麼能反對呢？我對當時大躍進、人民公社都看不清、想不通，自此開始，我決心要用科學精神來思考我長期來想不通的政治問題。
在當時科技大學學生總的來說是不關心政治的，我卻想轉行研究政治，我以為讀馬克思恩格斯著作是「轉行」的一個途徑。我對自然辯證法感興趣，完全是關肇直教學的結果。關肇直在講恩格斯《自然辯證法》中一篇批判〈神靈世界中的自然科學〉時說到，螞蟻是「二維空間」的動物，我們人類生活在「三維空間」中。如果一個人生活在「四維空間」裏，這個人可以隨意穿過「三維空間」的牆，通行無阻，正像我們人類是「三維空間」的動物，可以不受「二維空間」的限制而行動一樣。也許是這堂課，改變了我的注意力，我開始對哲學、對恩格斯的自然辯證法大感興趣。
由於受關肇直老師的影響，我為了弄懂自然辯證法，一九六三年暑假期間，我沒有回江蘇老家，仔細讀了蘇聯出版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寫了一篇〈二階圖形的辯證法〉，很快在《數學通報》上發表了。接着，又在《人民日報》上發表了〈自然的東西和人造的東西〉一文。一九六四年畢業分配時，我們系的所有同學都繼續從事數學、自然科學、工程技術方面的工作，而只有我一人放棄了自然科學，成為哲學研究所于光遠、龔育之自然辯證法研究生。
我的畢業論文是研究基本粒子「色散關係」的，從頭到尾都是數學公式，沒有任何哲學語言，張宗燧老師通過了我的畢業論文。當張宗燧知道我要報考哲學所研究生時，他說，哲學裏面都是一些糊裏糊塗的東西，學物理又搞甚麼哲學，量子場論、基本粒子物理全都白學了。
張宗燧是張東蓀的兒子。張東蓀對北平和平解放有很大功勞，他作為傅作義的代表與中共代表秘密談判，促使北平和平解放得以實現。張宗燧是一位傑出的理論物理學家，我始終敬仰他、相信他說的話。文革期間，張東蓀被關進秦城監獄，張宗燧在中關村科學院受到多次批鬥後自殺了，我是事後很久才知道的。張宗燧對哲學的看法影響了我一生，大學畢業後，我在哲學研究所，始終沒有忘記張宗燧老師對哲學的看法，我認為那種模稜兩可、似是而非哲學是騙人的東西，在文革和「反修」的大環境中，在對哲學這種看法下，我在哲學所十八年，包括文革十年在內，對哲學的研究一無所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