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明的公民社會往往容許罷工行動，儘管它往往會為大眾帶來不便（尤以交通行業為甚），但民眾對於罷工者往往不會多加否定。易地而處，今日你反對別人的維權行動，有朝一日你的權益受損，行動也難獲他人理解，孤立無援，所謂「他朝君體也相同」。故從功利的角度，沒有理由不支持別人的罷工。
從良知的角度，「見義而不為，無勇也」。當他者的權益受剝削，即使不參與其中，也沒有諸多反對的理由。然而，我們既接受工業行動，何以當香港大學法律系的戴耀廷副教授提出「佔領中環行動」，有識之士望藉此成為與北京談判的籌碼，爭取名副其實的「港人治港」，卻有些人大聲疾呼，批評佔領行動會影響別人生計，又說「你有你反對，但不可阻住我搵食」云云。若按罷工的準則，反對的理由絕對不攻自破。罷工行動不過是為了個別群體的權益，而佔領行動卻是為了全港市民的福祉。好了，也許佔領者並不代表你，但在民主社會可以藉全民公投或代議政制博弈，奈何我們在目前的政治現實下，不能行使這天賦的權利，故佔領行動就是為此而努力，所以你大可不同意佔領者的政治立場，卻不可反對他們的行動，請記着「他朝君體也相同」的道理。
惟佔領行動並不合法，所以便不應支持？這方面，戴教授已提出「以法達義」的論述。法治可分為「形式義」與「精神義」兩種，前者是工具，而後者是目的，故精神比起形式重要得多。當形式不能確保其精神得以彰顯，則大可效法聖雄甘地、昂山素姬等人，以公民抗命爭取公義。另一方面，從傳統中國文化而言，「武」的定義是止戈為武，當溫和的手段久久也不能爭得合理權益，則無妨作範式轉移，「將欲止戈興仁，為百姓請命。」故佔領行動，乃一改二十年來港人被動式爭取民主的悶局，圖開一新局面，即使非參與者，又何妨不樂觀其成？
趙善軒
英國皇家歷史學會會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