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健討厭「教父」這個稱謂，他認為音樂既然令人平等，是為分享，那麼談不上誰影響了誰。他早年寫歌直到今日並未停歇，從來沒退休，又何來「教父」這樣老朽一詞。這幾年，記者常愛問他怎麼看待如今的年輕搖滾人，他總說他們是出色的，並且希望「有日他們超過我，超過我的音樂和影響力，這就像個老拳擊手在台上被後輩打倒一樣，是最好的結局。」
然而崔健的神化背後是有時代的造化。在一個集體壓抑失聲的年月裏，人們需要那樣的吶喊，搖滾樂是少數的途徑之一，雖然當時的音樂人演出常常像打游擊戰，每一次演唱都是鋌而走險，但這種情形也成就了搖滾英雄。在高壓之下的自由聲音才尤其可貴。
撰文：鞠白玉
洪水猛獸的名字
自1985年就以《一無所有》唱紅中國的崔健，在九十年代初受明令或隱性的封殺，不得在電視平台出現，不許在北京演出，許多參與的大型演出不許出現他的名字。「崔健」二字如洪水猛獸般令官方忐忑多年後，他終於在2005年重新登上北京首都體育館的舞台。
2012年他開始全國巡演，年尾的壓軸演出特意放了在北京。那些曾在年輕時為他熱淚盈眶的人已是中年，當年他們在台下叫喊甚至跳起都是被禁止的，現在終於能站起來了，卻有許多人站不起來了。他們失去了那種激情。
而崔健是未老的，他五十二歲，仍然每天堅持大量健身游泳，說話仍然尖銳，堅持寫新歌，演唱會的綵排十分嚴格──一個完美主義者，迎來了他解禁的時代。但他將要面對的觀眾和局面，比當年更為複雜。如今看上去他們甚麼都有，卻失去了八十年代最為普遍的：渴望和理想。
如今他以「藍色骨頭」命名的巡迴演唱會能在全中國走遍，唱給一些將渴望和理想遺失在路上的人們。他自己也不再穿綠色的舊軍裝，而是用白色棒球帽蓋住禿髮，帽子上有顆紅色五角星，帽檐下是他圓潤的臉。
音樂人超越政客
1985年，空軍軍樂團的子弟崔健，除了他的小號和吉他，真的是一無所有。天知道這代人剛從文革的口號和樣板戲的旋律裏才解脫出幾年後，為甚麼能創造出這種調子。甚至他們能聽到的西方搖滾樂非常少，那只是一些留學生能帶過來的磁帶。而崔健的成名作《一無所有》是夾雜着西北民風的，絕不是美國樂隊的拷貝。
初次在百名歌星演唱會上唱響時，有不少觀眾無法忍受憤而離席。但很快全國開始傳唱這首歌，允許他登台的人不會想到音樂人的影響力遠遠超越政客。
當年的盛況是第一張專輯售出千萬銷量，大量年輕人給他寫信。他的老友梁和平這樣評價：「他像文藝復興時期的但丁。」他的一聲吼，讓十年文革後的人第一次找到自我意識。
但這一代搖滾人也無法單從個人身份出發，人都是國家的，音樂也自然是，起初他們和官方的合作並不少見。至少在1990年，時任北京副市長的張百發給了他最大的支持，讓他借着亞運的風潮進行全國巡演。這個蜜月期只有三個月，他們收到通知：巡演必須結束。因為煽動力太強。
那三個月掙了25萬，他悉數捐給亞運會組委會，卻被北京西城區稅務區扣下這筆錢。理由是徵稅。
我不想做窩囊廢
在北京無法登台的十五年間，他也無法參與大型演出和電視節目錄製，但他依然忙碌，比如反盜版，反假唱，或為癌症基金會募集捐款做演出，2005年他甚至拍攝一部電影《故事無雙》。他說：「其實我從來沒有變，沒有得意過也沒有失落過，我過我自己的。變的是你們。」
十幾年來他和他的團隊一直在努力拿到個唱批文，漫長到要失去耐心，他一直要爭取露面，解釋他為甚麼這些年讓人們看上去不知去向。但他心裏不想再回憶這段時期，「誰也沒權利重新設計歷史，這十幾年是命運安排的，它自有它的道理。我甚至感謝這些的，它不讓我淋漓盡致，但它讓我等到時機爆發出來。」
所有的公益行為，他自己解釋為：不想讓人們騎在藝術家頭上拉屎，不想做窩囊廢。
他承認新歌很難再超越老歌，雖然他在台上很不情願唱老歌，「以前稀裏糊塗就能寫出一首好的，現在不知怎麼了。」
年輕人有人尊稱他為老大，也有剛出茅廬的孩子覺得他過氣。「該下台了。」他們常在採訪是這樣評價他。對此他看得很開：「任何英雄主義都應該無條件鼓勵。但要正面一拳打倒我，不要使暗器，否則我會廢掉你。如果你真想戰勝我，拿你的年輕的生命力做出好的音樂來，這是最有力的武器。我希望有這樣勇氣的年輕人出現。」
崔健：1961年出生於北京，朝鮮族，14歲隨父親學習吹奏小號，17歲入北京交響樂團任小號手，1984年組建搖滾樂隊，1985年以《不是我不明白》參加流行歌曲比賽，1986年在世界和平演唱會上唱出《一無所有》走紅全國。1988年中央電視台曾傳送《一無所有》向全球播出，以作為漢城奧運會前夜特別節目，次年，崔健在首都展覽館舉辦「新長征路上的搖滾」個人演唱會。2001年發起真唱運動，2005年首個演唱會，2009年北展演唱會，2012年全國巡演。崔健的音樂路，仍然漫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