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偶然翻讀黃裳的新集子《故人閑話》，其中有一篇作於1985年的文字題為「胡適的一首詩」。那首詩便是胡適的著名六言詩：「偶有幾莖白髮，心情微近中年。做了過河卒子，只有拼命向前。」原詩作於1938年胡適受任駐美大使之後，1947年胡適把詩題寫給一位朋友後，才首次在香港發表。當年國民黨競選總統，傳言美國方面要胡適出山，胡適面臨再次從政的抉擇。左派文人郭沫若，唐弢，黃裳（時任《文匯報》駐南京記者）等讀到此詩紛紛著文，群起攻之。黃裳1947年1月30日的文章竟說：「那一股悲哀之情，溢於言表，又是不可掩飾掉的。胡先生飽讀舊史，應該是明了這種心情的，如果不嫌我比擬不倫的話，洪承疇在死囚獄中，吳梅村在去京路上，應該都有這樣的心情……」左派文人的言語之刻毒，用心之險惡，寥寥數語，可見一斑。尤為悲哀的是，2005年，老人重炒冷飯，又寫了一篇「胡適的六言詩」數落一番；經過「反右」和「文革」的紅禍之後，那種激憤之情似乎並無大變。
胡適不僅受到大陸左派人士的詬病，就是台灣的自由派人士，也因為胡適與政府過從密切，關鍵時刻未能像自由派人士那樣挺身而出，而受人責罵。1960年秋天，《自由中國》創辦人雷震因組織新黨被國民黨軍事法庭判重刑，胡適作為《自由中國》的最初發行人，曾主張為雷震造一座銅像，但後來胡適不敢到監獄中探望老友。為此，當年《自由中國》撰稿人聶華苓幾十年後依然耿耿於懷，2004年在《讀書》上撰文說，胡適對雷震是在鄉愿和真情之間迴蕩。
聯想到今日，莫言得諾獎，許多主張以抗爭來爭取「自由民主」的大陸和海外人士亦紛紛出來指責莫言諸多獻媚政府之事，諸如抄寫毛澤東的《延安講話》，乃至為中國政府壓制自由做辯解。如果往事猶可當作明鑒的話，我想說的是，通過與政府合作的方式來影響社會，恐怕至少是與「抗爭」同樣的重要。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專長，都在以自己的方式影響社會。影響社會的方式也是多元的，就像通往羅馬的道路有好多條。其次，一個凡人的一生中都會經歷許多無奈之事，一個名人的無奈之時一定也更多，因而說了一些無奈的話，或者在無奈之中而做了或沒有做出某些「理義之舉」，也都是正常的。我相信莫言作為一個講故事的大作家內心一定是嚮往自由的。爭取自由有多種方式，莫言在用「講故事」的方式爭取自由。畢竟要確立自由不僅僅在於自上而下廢除「緊捆咒」，更重要的恐怕是在於個人習俗的全面改變；我更相信莫言的魔幻故事會對人們的習俗產生潛移默化的魔幻作用。
胡適之當年曾勸蔣做一個「無智、無能、無為」的總統，今日莫言在獲獎後的一次新聞發布會上也說了，「我不喜歡劉曉波的文章，但我希望他盡快獲得自由。」莫言遠不是胡適那樣的開一代風氣之人，然而他在德國講的那個真真假假的歌德與貝多芬的故事表明了，一個國家的公民對正統的權威沒有最基本的敬意，不僅僅是一個政府的悲哀，同時也是整個國民的悲哀。